我能和你一起走一会儿吗

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怀念一段公路。而你也知道，当你怀念它的时候，这段再普通不过的公路，正静静地躺在远方空气稀薄的峡谷里，遗忘了自己。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它的态度感染了你，使你觉得，如果自己也化身一条公路，你希望就是怀念中的那一条。无欲无求，虽然不免孤独，但有人在遥远的海边想起自己，显示了一种脆弱却真实的联接。

如果永恒这个概念真的存在，难道不就是指向这样的、事物之间难以名状的引力吗。

暮色将至，公路褪掉了最后的光泽，车辆与牛马渐行渐远。对于群山来说，公路是陌生的来者，但连绵的雪线仍与它保持平行，冰川流淌下来的冷空气正要将它紧紧包裹。

公路并不因为你的怀念而显得神圣起来，甚至，它一定不会还记得你。

海拔会产生垂直的时差，人一旦上了高原，就好像催生了一种自我麻醉素，感知力就会衰退，最明显的就是，觉得时间变慢了。

到小镇没几天，我们就适应了藏族牧民式的生活，一天只吃两顿饭。仿佛这四千米上下的海拔，还削弱了人的消化能力，人不容易感到饥饿。生理需求减弱了，精神上的需求就会增强，生活节奏也变了。

尽管太阳早就落山了，但天空还要亮上很久。有时会觉得这段过渡时间过于长了，类似于北极地区的白夜，是夜晚与白天杂交出来的孩子，是时间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这时候人是没有影子的，所以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秘感，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刚刚抵达此地，为了一个被延迟传递的目的而等待着。

在这种没有光线感的光亮里，人也失去了时间的重力，容易漂浮在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忧郁气体里。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这个时候不适合单独呆着，最好的方法，就是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进行一顿漫长得似乎永远不可能结束的晚餐。

如果你单独前来，还没有朋友，那就加入我们吧。

小镇上的餐厅屈指可数，只分两类，藏餐与川菜。小镇人口极少，也很少游客，从表面上看，这些餐厅门可罗雀，很难想像它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为了让自己显得友好与公平，到达的第一周，我们会光顾不同的餐厅。这些餐厅都是家庭式经营，藏餐是本地的，川菜是外来的。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老板们都很友好热情，喜欢坐下来跟客人聊天，仿佛他们开餐厅的目的就是这个。

但慢慢发现，支撑这些餐厅生意的，其实是座落在雪山峡谷里的佛学院。每天一下课，就会有外卖的订单密集飞来，往往也是餐厅最忙碌的时候。

而我们终于也放下了心理包袱，敢于在其它餐厅老板的注视与问候下，直接走进我们最爱的餐厅，不再存有负疚感。

我把这种负疚感的消失，当成了旅居生活的转折，我们终于从旅行者，蜕变成了小镇的一份子。

这家我们最爱的餐厅，其实是一家不起眼的冒菜馆。说是最爱，其实是别无选择。我们几个口味不同，有的偏淡有的偏辣，还有的纯吃素，能在一桌上吃饭已属不易。但冒菜恰恰提供了这种方便。

这家名叫“江湖”的餐厅，晚餐只是我们度过白夜时光的一条船。它就在我们居住的旅馆斜对面，一跨过街道就到了。餐厅有一个临街的小包间，难得的是，它有小镇上唯一的一面落地玻璃墙，从我旅馆二楼的窗口可以望到，那儿经常是空的，像是一种抽象的寂寞的存在，在等着我们。

小镇非常偏远，大部分新鲜食物都来自遥远的成都，种类非常有限。一般情况下，我们先各自从食物柜中选好食材，放在盆里，让老板称好重量，然后集中烹饪。

我们喜欢围坐在包间的圆桌边，一边耐心等待，一边找个话题聊天。虽然已是四月，高原上依旧寒气逼人，老板娘会在房间里生上一个电炉取暖。

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面朝着落地玻璃墙坐着。此时屋外比屋内明亮，所以看得一清二楚。街道上偶有路人与车辆经过，还有几匹常年在街道上混日子的牦牛，它们是最享受小镇生活的原住民，悠闲自在无忧无虑，似乎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熟视无睹，令人羡慕。但我怀疑它们的内心也是空洞的。

街对面有一座正方形的转经房，看上去陈旧简陋。墙壁的上半部是玻璃窗，蒙着一层高原特有的朦胧，里面没有电灯，所有的采光都来自窗户，此时显得暗淡神秘。

餐厅老板似乎摸清了我们的习性，所以让上菜时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游戏感的未知数。在等饭菜上桌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去转经房里转上三圈。

拉开一扇破旧的铁门，是一圈正方形的围廊，紧靠围廊的内墙是一排转经筒，铜皮的筒身，木头的转柄，都经过了无数手掌的触摸，微微发暗。

走廊里很安静，手指轻拨，就能听到转经筒哀叹的声响。如果仔细聆听，还能听出不同的声响表达了不同的转经筒不同的态度，有些轻快，有些沉闷，有些刚刚醒来，有些正要沉睡。

在围廊里转上一圈后，你会惊讶地发现，有些转经筒，还没等到你手指触及，似乎就已经在静止中发出了渴望的声响。那一定不是上一轮拨动的遗音，更像是惺惺相惜的共鸣。

当这些声响混合在一起，听上去更像是时光之躯安装上了木头的轮子，正在吱嘎吱嘎地驶向一个未明之地，但绝对不是未来。这时如果你轻闭双眼，或许就会嗅到时间化成灰烬时所散发出的气息。

围廊的中心是一个封闭的房间，时常大门紧闭，铁质门环上挂满了哈达。唯有一次，当我在清晨转经，瞥见房间里一个巨大的转筒，几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安坐旁边，双手费力地拉拽转筒边缘，口中念念有辞。

房间的四周全是壁画，但光线很暗，看不清楚，在巨大转筒的后面，可能还供着几尊佛像。我没有跨进门，因为恰巧有一束光，从门外斜屋顶的天窗射下来，落在门口那几张残旧的椅子上。

这些椅子是从不同地方捡来的被抛弃之物，随意拼凑在一起，却像是几生几世后终得相聚，再也不想分开，更像是簇拥着，进入了一种说不清物哀还是侘寂的状态。

在这些静物身上，还滋生了此处方一日世上已百年的感觉，诱惑着让人坐下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离开了。

类似的转经房在小镇上有好几处，有的在热闹的街角，有的在小巷深处，但眼前这座在稍显冷清的路边，就在旅馆隔壁，平时进出的人也很少。小镇是由四个村庄拼在一起形成的，虽然分界难以辨别，但我估计在每个村庄的地盘上各有一处转经房。

与雪山脚下气势恢宏的寺庙比起来，甚至与小镇与公路连接处连绵的玛尼堆相比，这样的转经房太微不足道了。它的存在，没有一丝刻意迎合的痕迹，仿佛它与牧草一样，都是自土地中天生天长，是牧民天然的陪伴。只要你轻轻拨动，它就是一架永远在衰老，却永不凋谢的时光永动机。

当然，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它也可以默认自己并不存在。所以，它是谦卑的。

进出转经房的以周边的中老人为主，他们定时定点，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估算了一下，一个牧民，在这样的转经房里，一生至少要转上三十万圈，大概一万五千公里，而同样的距离，一束光穿过大概需要零点零五秒左右。我想，或许一个圣徒的存在，换来的就是宇宙里那零点零五秒的光。

我有时会放慢脚步，跟在这些步履蹒跚的老人后面，并不急于超越。细看他们，有时感觉时间似乎也是一种放射物质，只不过远在天边，快要归零了。而脱离了时间包裹的我们，则是黑暗宇宙中的碎片，正在绕着心目中的恒定之物无尽地飘零。我们需要抓住一点什么吗？

当窗外的淡光打进回廊，或雪花无声地落在窗玻璃上，走在前面的他们右拐，忽然从我眼前消失的瞬间，我会产生一种失重的感觉，像是从一面镜子里，忽然看不到了自己的面孔。并且想像着，难道这回廊的转弯，就是平行宇宙的入口。

镇上有一家小学，一家幼儿园，放学的时候街上的人会比较多。幼儿园先放学，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从我们包间的玻璃窗前经过，她们穿着藏服，头上裹着一种奇特却好看的帽子。

过一会儿，就是小学放学，孩子们成群结队，从小镇的那头走到这头，边走边玩，那种状态，特别像街上放任的牦牛，这时感觉整个世界都松驰下来了。

除此之外，偶然还会有羊群经过，这边的山羊大部分是黑色的，当它们经过时，黑压压一片。山羊群比较躁动，所以这是队伍变幻多端的流动的羊群。山羊也比较好奇，穿越小镇时总这里看看那里瞧瞧，黑色的小眼珠瞪着，像是春游的队伍进了游乐场。

与整日混迹于街上的牦牛不同，这些路过的山羊并不乱咬周围的东西，更不会打翻巷子里的垃圾桶。也可能是这段时间的牧场，鲜嫩美味的春草萌生，它们饱食无忧，别无它求，甚至提不起兴趣，怕倒了自己的胃口。

不知为什么，每次马匹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马蹄铁碰撞水泥路面的声响能够穿透玻璃，一听到马蹄声，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就会走出包间，来到餐厅门口，站在路边，好奇地等待马匹经过。

当地有一种赶马的方式，是牧马人骑着摩托车，手牵着缰绳。摩托车开得很慢，马就在后面跑着，有时一匹，有时两匹。不仅在小镇上，有时在公路上也会见到这种情景。

马匹在摩托车后面碎步小跑，似乎很享受这种状态，沉浸在自己踏出的清脆的哒哒哒的节奏里，而不能自拔。我也很喜欢这种金属鼓点式的节奏，想着找到机会采集样本，用来生成一段魔性的音乐。以后当我在公路上徒步的时候，就可以播放这段音乐，并像马儿一般沉浸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节奏中。

这种赶马方式适合短距离的转场，如果是远距离输送，一般是用轻型农用卡车，马就站在狭窄的加高了护栏的车斗里。

当然，也有一些不常见的方法，有一次在公路上看到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车窗开着，可以看到一匹小马挤在后舱里。因为后舱太小，小马不得不把脑袋伸到前面驾驶舱，长长的鬃毛被风吹着，像是一位马脸的野蛮女友靠在司机的肩膀上。

如果不是转场季节，却在路上密集地看到运输马匹的轻型卡车，那多半是附近正在举办赛马活动。这个时候，跟着这些车，肯定能找到好玩的地方。

刚来小镇的第三天，我们就被当地的朋友带去参加一场赛马活动，顺着一条陌生的牧场小路，越过几条溪流，发现了一片平凡却让人羡慕的风景。

那是与小镇相隔的一片草甸，就在高耸的诺布甲雪山南麓，从那个角度仰望，诺布甲雪山无遮无掩，视觉落差惊人，像一位白盔白甲的战士。

草甸宽阔，被溪流分割出几片牧场，正中间有一处小型赛马场。据说那只是村级赛马场，设施非常简陋，也没有任何标志，如果平时路过，可能并不会多看一眼。

但这却是我参加过的最美好的赛马活动。它是由民间组织的，整个活动节奏非常缓慢，甚至缓慢得让我觉得过于缓慢了，不得不找些陌生人聊上几句以缓解这种缓慢感，这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松驰感，更像是在参加一场露天派对。

藏地牧民喜欢林卡，也喜欢赛马。林卡是趁着天气晴朗舒适，在树林草地上野餐，悠闲地消磨时间。感觉这样的赛马活动就是另一种类型的林卡，一部分观众散落在周边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半躺半坐，面前摊开着一张小藏毯，上面放着食物，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朝着赛马场尖叫几声。

还有一部分观众，把车停在赛场的铁丝网外，围成弧形，车窗朝着赛场，他们就在车里观看比赛，有时从车顶的天窗探出半截身体，也是疯狂地尖叫。

藏族人爱马，也喜欢看马。我也是，一来到这样的场合，脑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格萨尔王史诗中的那些神马，尤其是格萨尔王的爱马江嘎佩布，以及王妃阿达纳姆的坐骑腾空万里，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呢。

来参加比赛的马并不多，多集中在溪边的区域，它们大部分来自外地，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并不是盛大的节日，所以把这样的比赛当成了度假一般，显得漫不经心，也染上了人类的松驰之心。

就这样，当我们在餐厅包间，隔着落地玻璃墙向外张望，并不心怀期待，仿佛这种张望只是存在的本能之一。

渐渐地，窗外的暮色暗下来了，但此时街灯还没亮起，而包间里的灯被点亮了，电炉里的电热丝洋溢着暖光。外暗里亮，我们只能在玻璃墙上看到自己恍惚的身影了，于是都转身，向着桌面，聊点别的。

这时，对于街道上路过的人来说，玻璃墙内敞亮的包间成了一个展示橱窗，一个微型的舞台。里面的人成了一群演员式的存在，他们处于生活与超越生活之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本能，即兴进行着一场没有剧本、牛头不对马嘴、永远不可能完结的表演。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那天傍晚，我们不知不觉地再一次进入了角色。

在此之前，我们刚结束了一天的高山徒步，疲惫中带着兴奋，回到镇上，直接扑向了餐厅。

“可惜了，白天在山上的时候，小兵与福利应该来一段。”我说。

“来一段啥？”小兵问。他与福利在外面抽完烟，回到包间刚坐下。

“你俩刚才在街边抽烟，一个站着，另一个蹲着，默默无语，看着一个方向，让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福利问。

“你们猜一猜。”

“布莱希特？”析静回答，又想了想，“或者布莱希特与老子？”

她的回答里包含了两个只有我们才能秒懂的梗。布莱希特指的是小兵，因为最近他动不动就提到疏离感，也比较讨厌自我感动，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代号布莱希特。

而《布莱希特与老子》，是福利最近在读的书名。不过，布莱希特确实写过一首关于老子的诗，讲述老子在流亡路上著述《道德经》的故事，布莱希特把老子塑造成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盟友。

“哦，不是，这次与布莱希特无关。”我说。

“那是，难道是阿尔钦？”析静又答，然后她很快又否定了自己。

“好像也不对，但一定不是前几天在路上我们讨论过的、跟斯坦尼反着来、追求舞台假定性的梅耶荷德。难道是我最喜欢的立陶宛戏剧家、让活马直接走上舞台的涅克罗修斯？”

“哦，哦，不是涅克罗修斯。”我说。因为这几天析静提了好几次，所以我特意查了涅克罗修斯的资料，也喜欢上了他感官隐喻的戏剧风格。

“你们说的太抽象了，听不太懂啊。”这时小兵插话了，“倒底想到了哪一出？”

“两个流浪汉、一棵树，一根绞索。”我说，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又加了一句，“老贝，贝克特。”

“等待戈多啊，哈哈，那感觉是有点恍惚啊。”

析静哈哈一笑，并挤了挤嗓子，模仿一种孩子的口吻：

“戈多先生让我告诉你们，他今晚不来，但明天晚上准来。”

这是剧中信使的台词。这个句子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似乎随处可见，却是全剧的锚，映射的是人类如何管理期望值。

“我们好像见过，昨天来同样报信的那个，是你吗？”我想起了什么，往前靠了靠，也压了压嗓音，用稍稍沙哑的口吻问道。

“哦，不，先生，我这是第一次。”析静说完，再次哈哈大笑。

“来哪段比较好呢？”

福利一本正经地问，一边伸手取下自己的帽子，换一个折叠方式后又戴上。这是一种当地男女老少通用的帽子，可以变魔术式地折叠出各种不同的款式。

这是两天前他在隔壁的藏服店买的。胃口不佳时，福利会心血来潮般走出去，玩一会儿，然后再回来接着吃。

“关于吃胡萝卜那段，怎么样？这段比较冷门。”

我在背包里掏了一下，把未删节版的《等待戈多》放到餐桌上，白天徒步时背了一天，现在让它也亮个相、喘口气。

徒步时带着书，是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或者说爱好。在途中遇到一片好看的风景时，总是忍不住想往风景里添加点什么，这时读剧本是最佳选择。

即使是最弱不禁风的对白，当被扔进旷野里，也会生出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在对白在风中飘散之后，那个地方似乎就不再陌生，有了一种舞台感。

当有人在山顶挂经幡、撒风马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还有人会躺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或者躲在巨大岩石的阴影里，随心所欲地翻开一本书。当朗读者陷入了冥想之境，那些吹过经幡与风马的业力之风还在翻动着掉落的书本。

“是哪一段啊，这段还真想不起来啦。”析静有点兴高采烈，像幼儿园的孩子在等着发糖果。

我翻开书，翻到折了角的一页，“这段其实非常无聊，我可以简单按我方式复述一下。”

两个流浪汉来到一棵光秃秃的树下，等一个叫戈多的人。他俩并不记得为什么要等他、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中。这是其中一段：

“你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他哩。”

“谁？”

“戈多。”

“呸，是风吹芦苇响。”

“我简直可以发誓说，我听到了吆喝声。”

“他干嘛要吆喝？”

“吆喝他的马。”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饿啦。”

“你要吃一根胡萝卜吗？”

“就只有胡萝卜吗？”

“我或许还有几个萝卜。”

“给我一个胡萝卜。”

“给。”

“呸，这是萝卜。”

“哦，请原谅。我简直可以发誓说，我以为给你的是胡萝卜。你一定已把最后一个胡萝卜吃掉了。你等等，我找找。哦，我找着了，拿去，亲爱的朋友，把最后一个也吃了吧，这样就把它们全部消灭啦。”

“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

“啊。”

“你回答了没有？”

“胡萝卜的滋味怎么样？”

“胡萝卜的滋味。”

“好得很，好得很。你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已经忘了。就是这事伤我脑筋，但我决不会忘掉这一个胡萝卜。”

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倒是听出了一丝饥饿感。好在这时冒菜煮好上桌了。

“来，先吃饭，这菜里也有胡萝卜片。”我说。

“我看到老板娘做了腌白菜，挺诱人的，我去要一点试试。”福利说，走了出去。

沉默着低头猛吃，过了好一会儿，福利才回来，手里没有腌白菜，而是一支刚抽完的烟。

“外面下雪了。”坐下后，他慢悠悠说。

“啊。”

我们转身朝向玻璃墙，斜对面有一盏路灯不知什么时候亮了，在路灯的一捧暖光里，有星星点点的雪花，轻飘飘的。

“下雪的感觉真好。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析静也是慢悠悠地说。

“啥事？”我问。

“凌晨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非常有意思，我就在梦里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梦，一定要把这个梦说给你们听。”

“所以，你还是忘了？”

“你怎么知道。”

“一般都这样。”

“我醒来的时候是记得的，但一起床就忘了一半，我想，也好，一半也行，但叠完被子的时候，另一半也忘了。”

“所以呢？”

“当时就想着，至少要告诉你们，我曾经做了一个想要告诉给你们的梦。”

“所以，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不仅想不起来，这一天，我把要告诉你们这个梦这件事也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

“是呢，现在只想起来，本来是要给你们讲述一个梦。”

“好吧，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

“等等，哦，等等，我好像又想起什么了。”

“是什么？”

“可能是和下雪有关，好像，我在梦里哭。”

“哈哈，几天前，你确实在山洞里哭过。”

“不，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梦见雪下在山里，自己在床上哭，眼泪流啊流，越来越多。”

“在梦里哭并不有趣啊，为什么要想着告诉我们？”

“那是因为，因为我哭了一会儿就听到了叮叮咚咚的声音，很奇怪，就停下看了看，吓了一跳。”

“怎么啦。”

“我发现我流出来的眼泪都变成了珍珠，一颗一颗地往床上滚，又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是珍珠。”

“奇怪。”

“是的，我在梦中也很纳闷，这是怎么啦，原来我的眼泪这么珍贵啊。”

“那就可惜了，你应该在梦里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而不是等醒来再说。哈哈。”

“当时我就想，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搞错了。最后想明白了，我这儿多出来的，一定是在另一个地方忽然消失了的。我想要告诉你们的，可能就是这个。”

“哇，下次一定要再哭一次。”小兵插话说。

“但我想不起来为什么哭了，所以就不一定灵了。”

“那上次在山洞，怎么就哭起来了呢？”

“哦，那次在山洞打坐，听小兵在门外读石片上那段有关证悟的文字，‘你看见虚空了吗，你听到佐钦寺的狗叫了吗，’我就忍不住哭了。”

“你也证悟了？”

“我想到的是，自己这一生，究竟要去哪儿啊，会有什么样的虚空在等待我吗？然后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哦，哦，原来你就是那个被等待的戈多啊。”

外面的雪果然越下越大，即使包间里点着电炉子，仍有一丝崭新的寒意。

我忽然想起明天的事，一早要去格萨尔机场，接两位朋友。这样的天气，不知道航班会不会延误，成都过来的航班一天就一次。延误的话，就赶不上寺庙后天的金刚舞了。

“哦，明天保罗与马友石要来，我去接，一会儿把车钥匙给我吧。也提醒我让旅馆多留两个房间。”

“明早给你吧，几点出发？”小兵说。

“我看了导航，路上至少一个半小时。不知道路况，我得九点前出发。”

“确实要早点订房，旅馆里这两天人多起来了。”福利说，“昨晚我隔壁几间都住满了僧人，还有人半夜点着蜡烛，围在黑漆漆的走廊里打坐，把我吓一跳。”

“估计也是来看金刚舞的吧。可是，你半夜去走廊干嘛？”我问。

“我睡不着，想去楼顶天台上看会儿月亮。”

“月亮还好吗？”

“几乎是满月，绝美。”

“哦，哦，我想到了，那可能就是析静泪流成珠的时候吧。”

“哈，终于保罗要来了，就会有人唱歌了，他会带吉他和音响吗？”析静问。

“这次他从海南过来，设备都在北京，他说来跟我们一起待上个几天。”

“保罗说你居然想不起他的原名，有点吃惊。”

“是啊，我已经三十年没喊过那个名字了，也没听到那个名字了，要想很久很久，才能从记忆深处挖到。感觉那是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那是一个很少见到的字，有一种遥远的孤独感。相比起来，我更喜欢他现在用的名字。”

“马友石是谁，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挪威人吗？”小兵问。

“是的，一位挪威音乐人。所以，这次要来两位歌手朋友。”

“是华人吗？”

“哦，不是，北欧人，他的原名有点难记，中文名是最近才起的。”

我想了想，打开了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张照片。这是几天前我的妻子花花发来的，除了照片，她还发来一段视频。

我把照片打开，先自己看了一下，然后举起手机给他们看。

“这是二十年前的一张照片，当时他就七八岁吧。你们猜猜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照片中有三个人，中间坐在椅子上的是花花，二十年前的花花，天真地笑着，双手揽着一对金发碧眼的小朋友。左边的男孩穿着一件灰色卡通裇衫，一头乱发，做着鬼脸，就是马友石，右边的是他可爱的一头长发的妹妹。

那个夏天花花带着泱泱在挪威，住在一个闺蜜家，这对兄妹是她闺蜜家的亲戚，自然也与同样年纪的泱泱成了玩伴。泱泱就是跟着小男孩学会了滑板与跳床，一晃儿二十年过去了。

为了准备明天见面时的聊天话题，我琢磨过小男孩身上裇衫的印花，上面印着很大的英文字，“重生”。一个七岁的男孩，为什么痴迷这样一个词呢。

印花是一个漫威经典的名场面，行星吞噬者“吞星”改造、重塑银影侠的三联漫画分镜。

银影侠本是一位凡人，是某外星上的天文学家，为拯救自己的母星免遭行星吞噬者毁灭，自愿向吞星臣服，接受宇宙能量改造，具有了超凡能力。

从此，他成为吞星的马前卒，驾驶冲浪板遨游宇宙，物色可供吞噬的生命星球，直到他发现了地球，心生怜悯，成了反抗者。

三幅分镜各有一个话语气泡，气泡中是吞星的宣告语。吞星直呼未来的银影侠凡人之名，从左到右分别是：

“诺林·莱德--”

“你，凡人之躯，从此永世不复存在！”

“我的使者，做好准备！你即将迎来重生！”

一个痴迷“重生”的金发小男孩，二十年后会怎样了呢。他胸前的这些话语，是否成为了他的潜意识呢？我也挺好奇的。

“光凭这照片，很难想像他现在的样子。孩子们的变化太大了。”析静说。

“他是专门来看金刚舞的吗？”小兵好奇地问。

“不是。”我说。

“第一次来中国？”

“是的，你猜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为啥？难道是来看熊猫？哈哈。”

“哈哈，差不多。他说想学中国功夫，就在网上报了少林武术班，然后就来中国了。一个月前。”

“去了少林寺？”

“不，去了山东临沂，那儿有短期武术班。然后听他婶婶说我在这儿，就很向往，改签了回挪威的机票。”

“我小时候也想去少林寺，后来还觉得自己是外星人。他以前学过武术吗？”福利问。

“没有。也没有学过中文。”

“那他为什么要学武术？”

“不知道啊，反正他在挪威的家人一听也都惊呆了，不过他的朋友们都觉得那很酷，表示羡慕。他婶婶，也就是花花的闺蜜，很支持他，帮他安排了在中国的行程。”

我说完，又想到照片里，那个小男孩裇衫上“重生”的字眼。看来通过外力加持、激活内在超能力，仍然是他内在的渴望，或许就是他学习功夫的动力。

“你说他是位歌手？唱什么的？”福利又问。

我想了想，然后又打开了花花发来的视频，那是一段音乐演出现场。在挪威版《偶像》选秀节目总决赛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帅哥，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从容地弹着钢琴，带着忧郁，声情并茂，唱着自己创作的《总有一天》。

视频中，现场气氛热烈，戏剧感十足，一曲未罢便已掌声如雷。

“这是他唱的？”小兵问。

“是的，他是挪威音乐选秀的全国冠军，这是他夺冠时唱的歌。那时他十八岁吧。”

记得花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完整地听完，也有点吃惊，想着应该去找找他其它的歌，尤其是挪威语的。

“哦，那这样，我明天跟你一起去机场吧。我来开车。”小兵急切地说，显得有点兴奋。

“他和保罗认识吗？他们一起来？”福利问。

“不认识，碰巧是同一个航班。”

“看来，保罗这次要碰到强劲的对手了。我们的耳朵有福了。哈哈。”析静也充满了期待。

“这是十年前的比赛，跟之前那张照片相比，时间过去了十年。而现在，又过了十年……”

这时析静的手机开始震动，她拿起来，有一段语音留言。她听完后，又打开了手机喇叭，重新放了一遍。

是常瓦的声音，常瓦是我们去年在阿尼玛卿认识的朋友，一位藏族诗人。十个月未见，他的汉语长进了不少。他说过几天，要开车从青海果洛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待上一段时间。

去年夏天一别之后，他关掉了在农贸市场里的书店，把书搬进了一辆新买的二手小货车里，然后开着车在藏区流浪，一边朝圣写诗，一边摆摊卖书，真正实现了“流动书店”的梦想。

我查了一下导航，从青海果洛过来，走西丽高速穿过玉树州，再转四五六省道，共八百公里。对于一个学会开车并不太久的新手来说，不是容易的旅途。

“慢慢来，不用急着赶路，晚上千万不要开车，露营注意安全。”我让析静给他语音留言。

陆陆续续下了一晚的雪，但雪不算大。早上五点半起床的时候，撩开窗帘，天还没亮，灰暗中一片淡淡的白，占比远胜往日，那是夜雪的颜色。

看不到月亮，它在另一个方向，可能还被山峰挡住了。而眼前，远山的雪帽也往下拉了不少，几乎盖住了整张脸，所以，雪线几乎与小镇的天际线齐平。

近处，在暖色的街灯下，街上薄薄一层带微弱反光的亮白，像是一层霜。

虽然没有开窗，也能感受到穿透玻璃的寒气逼人，我不得不放下窗帘，重新打开了半夜关掉的地暖，然后习惯性地坐在靠墙的桌子边。

这时我已经彻底醒了，很想上到楼顶的天台，那儿才能更清晰地远眺周边的雪山，此刻应该最美。但考虑到外面的寒气，或许再等一会儿，等到曙光来临之际，体验一下与万物一起被初光照亮的感觉。

打开折叠式简易台灯，调到暖光调，这样我就可以把房灯关了。这盏台灯是一月份在东北漫游时买的，陪了我一路，又被我带上了高原。

盯着桌上的书，然后在蒙塔莱诗集《乌贼骨》与吉恩·瓦伦汀诗集《山中之门》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挑选了后者。

顺手随意打开，翻到了折角最大的那页，吉恩·瓦伦汀标志性的诗《山中之门》，只有短短的五个对句。这是王家新的译本：

吉恩·瓦伦汀习惯性地在诗中插入一个梦的切口，有点像是跳帧一般，近似梦中书写的句子就被直接剪接进来。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就是，不过我更喜欢这个句子的原文：

“never ate so many stars”。

简洁有力。类似的，相比起来，我也更喜欢第六句的原文：“heavy on my chest”，而中文译本添加了额外信息。死鹿像是十字架一般绑定在背上，不太应该强调它的晃动，哪怕它真的在晃动。原文强化它的压迫感，与中文译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

但我并不是要去译出更动人的句子，我只是想从意识层面、而不是语言层面，更靠近这首诗。

然而现在，这首诗却让我想起几天前，到达此地后的第一个早晨。那时我漫不经心地顺着街道往上走，过了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群牦牛，便尾随它们直到小镇尽头。

为了看清金色曙光下的小镇，我爬到一个山坡上，于是看到了右边山峰阴影中的一座山门。那是通往寺庙方向的山门，金碧辉煌，被称为解脱门。

一群又一群的牦牛与羊群，后面跟着牧人，走进这巨大的山门，渺小得不太相衬。但是，当金色光线照亮我脸庞的时候，我眯了眯眼，再睁开时，发现一匹白马正从解脱门下走出来。

这是清晨唯一往外走的马，从容自在。我原地不动，但视线一直跟着它，它绕过路边的白塔，绕过溪流上的转经筒，在转经筒带动的铃声中，踩着溪水，进入了一条通往村庄的小巷子，然后就消失了。等我从坡上下来，四处寻找，再也没有找到它。

这一刻我想像这无形的山中之门时，就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座解脱门。并且几乎断定，那个白马消失的场景也是一个梦的切口，但是，我该把它插入何处呢。

我想让自己的意识潜入到她写诗时的意识，于是搜寻蛛丝马迹。在诗集的目录里，这首诗列在二零零四年的“新诗”专辑里。

那一年，吉恩·瓦伦汀七十岁，刚从纽约大学的教职退休。在此之前，她一直是“诗人中的诗人”，圈内人知道她的厉害，但大众基本没听说她的名字。她安静、略忧郁、但极其坚定。

那一年，在住了大半辈子、开始漏水的公寓里，她从自己四十年的作品中，挑选出版了这本《山中之门》，并意外地拿到了国家图书奖。然后很快，她成了纽约的桂冠诗人，开始巡回朗读。

一切似乎来得恰如其分，她终于迎来了一种理想的老年生活状态。

这个奖并没有把她变成另一个人，反而像一扇终于打开的门，让她那些安静存在的东西被门外的人看见了。她在台上说，《山中之门》是关于“爱、渴望、失去，特别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丧失’”。

这首诗在她七十岁时第一次亮相，并迅速成为了她诗歌的一个标志。当年龄与诗意连接起来时，很容易想到，死鹿似乎象征着默默无闻的过往。她扛着死鹿艰难行走在山间，格格不入，但最终，敲击的山中之门还是打开了。

似乎可以如此解读，但是直觉却告诉我，一定不是的这样的。密码就在那句“never ate so many stars”里，作为梦的切口，它更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压抑与迷失感，而不是老年人的经验之谈。

为了验证自己不太稳定的直觉，我在英文文献里搜索，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这首诗其实是她在三十岁时写下。

那是一九六四年，当时的吉恩·瓦伦汀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家里整日忙得晕头转向，而她的婚姻正在走向破裂。

她十八岁开始学习写诗，是受过学院派训练的写作者，但从未出版过作品。三十岁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正考虑着是否放弃诗歌写作。

很有可能，她是在两个孩子睡着之后、坐在厨房的餐桌边、筋疲力尽中随手写下的这首诗的。她当时的状态，更接近于“快认输了”，但是在投降之前，作为最后的挣扎，她选了一批诗稿投了出去，参加一个比赛。

这份连名称都没有的手稿，最终获得了一个诗歌奖，几个月后，又以《梦的叫卖者及其它》为名正式出版。这本薄薄的诗集，正文只有四十九页，一共收录了二十八首短诗，但足以挽回一位年轻诗人的身份危机。

这本最早的诗集，没有收录《山中之门》这首诗，也许当时她并不看好，所以把它排除了。当然更大的可能，这首诗是她在等待结果时写下的，像是煎熬中的又一次暗自祈祷，但这次它应验了。

直到四十年之后，几乎是在回望一生时，她才正式出版了它，把它当成了人生的总结。

或许在这四十年里，这首诗总是若隐若现地在她脑海盘旋。她扛着一头死鹿穿越了大半生，已成了某种习惯。

吉恩·瓦伦汀的创作期非常长，从十一岁开始写下第一首诗，一直到达生命结束。读她的诗集，感觉是在旁观一场漫长的朝圣之旅。

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她得了阿茨海默症，但仍然习惯性地在餐巾纸上零星记下脑中浮现的诗句。

这些诗都很短，更像是把一口气匀成几句，怕说完就没了。比如这首：

九点差十分，我走到旅馆后门的停车场，小兵已经发动了车，在那儿等着了。

下楼之前，我上旅馆楼顶天台转了一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在等待不明之物的降临，远眺四周的雪山，一片灰白。说不清这是不是我期待的天气，体感上并没有觉得不喜欢，内心可能在期待一场光天化日下的大雪，但没有闻到下雪前特有的气味。

查了一下航班动态，一切正常，没有取消，暂时也没有延误提示。于是我们按时上路了。

沿着小镇街道往外走，是一条微微向下的直线，视野尽头有一座山，山很高，坡很徒，直直地挡在小镇出口，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平时只有峰顶有雪，但现在，整座山被薄雪覆盖，显得很忧郁。

省道四五六就在山脚，但即使是山脚，也比小镇凹陷的地势要高出很多。白天还不明显，但每当暮色降临，从小镇上看过来，会产生一种明显的错觉，仿佛这条省道处在头顶的半山腰一般。

当山影陷入更深的夜色，开着夜灯的车经过，星星点点，如在半空中飞行，往星空一去不回。

开车过了小镇唯一的桥，桥底的河水来自右方峡谷顶端的当真措。两天前我们曾经去过当真措，一半的湖面还结着冰，湖边的沟渠里很多林蛙，一动不动，似乎尚在冬眠。

过桥后左拐上坡，然后就上了省道四五六，这是连接石渠与马尼干戈之间的短途公路。石渠以世界最长的玛尼堆经墙而闻名，但我记住它是因为石渠一带出产一种特别优质的马，被称“长沙贡马”。

我在赛马节上见过一匹，惊为天马，并且结识了它的骑手，一位藏族少年，相约到石渠看他驯马。

格萨尔王的神马江嘎佩布，以前我以为可能是河曲马，现在我觉得长沙贡马的可能性更大。格萨尔王的出生地阿须镇，离石渠非常近。

但我们今天是去往相反的马尼干戈方向。从小镇到格萨尔机场九十公里，需时一个半小时，而马尼干戈正好就在半途，再往前就转到了国道三一七。

在整个川西，最繁忙的交通要道是川藏线。通常意义上的川藏线分南北两条，南线国道三一八，经常车水马龙，而北线国道三一七，则相对冷清，但沿途景色却相当迷人。

马尼干戈是国道三一七上的一个重要坐标，从那儿往左前方拐，国道三一七穿过雀儿山，通往德格方向。而直着往前，就是省道四五六，它更像是从国道上分叉出来的一条支线，沿途缺少为大众熟知的景点，大部分旅行者不会选择这个方向。

所以，这条公路的寂寞程度可想而知。但是研究地图的时候，我却对它产生了直觉上的偏爱，脑海里出现过一个人行走在这公路上的场景。

从小镇出发到格萨尔机场，前面二十公里蜿蜒行驶在狭窄的山谷，一出山谷，公路便铺展在开阔的峡谷地带，后面几乎一路笔直。

峡谷右边是连绵的雀儿山脉，该山脉特别长，这一带只属于它西北部分，林立的雪峰整齐地排着队，如果天气晴朗，看上去像是一条飘浮在高空的白色哈达。

阿洛曲河的源头就在雀儿山，它与公路并列着往东南穿过峡谷底部，在格萨尔机场附近往北拐入雅砻江。阿洛曲的北边是连绵的牧场，中间偶尔出现村庄与小镇。再往北，便是川西与青海的交界地带，是巴颜喀拉山脉以东区域。

因为昨晚的雪，所以现在满目苍白，一路上孤苦伶仃，几乎没遇到其它车辆。我们就像在白色梦境中梦游一样，这种感觉倒是与我之前看地图时脑海中浮现的景象，惊人地一致。

从山谷最后一个隧道出来，手机就有了信号，再次查询航班情况，发现它延误了一个小时。这时开始零星飘起雪花，经过扎西特林所在的错阿镇时，雪花紧密起来，这下我们更有双重理由，放慢节奏，让自己沉浸于白色梦境之中了。

路上看到不少牦牛静立在雪中，形单影只，一动不动，而马匹不同，它们喜欢站在一起。一只火红的藏狐，从公路上窜过，立即消失在田野的雪堆中了。偶尔有骑着摩托车的红衣喇嘛经过，冒着雪在公路上开上一段，然后一拐，消失于某条小路。

小路通往的地方被大雪挡住，一片模糊，但应该矗立着红墙金瓦的寺庙吧。

到机场时，雪已经停了，机场海拔四千零六十八米，被笼罩在淡淡的云雾里。查了一下航班信息，显示飞机正在下降。

在航站楼内的出口处，两位盛装的藏族姑娘手捧哈达，一位中年男人正在跟她们解释一会儿到来的客人大致是怎么样的，并叮嘱说，一定不要把哈达送错了。

航站楼很小，不一会儿，保罗推着行李箱出来了，红色冲锋衣，黑色棒球帽，略有一点疲惫，但显得兴奋。

“哈啰，扎西德勒。”我说。

“扎西德勒。”好久不见，拥抱一下。“我带来了上次那首歌的录音版，刚录的。”他指的是去年在麻风村巡演时写的歌，《直到你为我开放》。

“太好了。唉，你在飞机上见到一位北欧人吗？也是一位音乐人。”

“昨天你跟我说过，在候机室远远见到过，可能是他，但没打上招呼，后来再没碰到。”

“啊，难道误机了？”

“应该不会，再等等。想起来，这地方有水果卖吗？”保罗问。

“咋啦。”我有点奇怪。

“你看群里，析静留了言，要我从成都带点水果，说你们好久没吃到水果了。我在成都没来得及。”

“那就得到马尼干戈了，估计这一带只有那儿有水果卖，不过也不一定有。”小兵说。

“那一定要在那里停一下。”

“一会儿在那儿午餐吧。”我说。

其实刚才经过马尼干戈时，雪还不小，我产生过一种本能的冲动，想在这面目模糊的小镇上停一停。当时还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自己应该在小镇上留下一点痕迹，这种痕迹就像是定位一样，将深深地扎根在记忆的河流中。

当然，也有可能是小镇上那些分叉的道路，以及它表面的荒凉，与我内心中被雪花带出的孤独感产生了共鸣。马尼干戈就像是雀儿雪山的一个倒影，在或明或暗中闪烁。

隐隐觉得，与我们所住的竹庆镇相比，如果竹庆镇代表隐居，那么马尼干戈代表等待。我愿意站在那儿的街头，等待上那么半天，或一小时，甚至一刻钟，但是，应该在马尼干戈等待什么呢。

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这时出口处已经没有别人了，刚才那两位献藏族姑娘也不见了，不知道最终把哈达献给了谁。

小兵与保罗聊着天，我走近隔离门往里看，行李盘附近空无一人。难道真的误机了？我想。刚才还给他发了一个微信，也没有回。

这时走出一位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见我们还站在外面，不知是特意还是随意，问道：

“你们是来接一位外国人吗？”

“是啊。他在吗？”我有点疑惑。

“他刚办完手续，应该很快就可以过来了。”

“哦，这么久，还以他误机了呢。”

他哈哈一笑，解释道：

“这儿办完手续之后，就可以直接登记住旅馆了，他们能看到相关信息的，不需要在当地再办其他手续了。”

“好的。”

这时，看见马友石出来了，一头金色的乱发，墨绿色皮衣，浅绿色登山裤，一双轻便徒步鞋。为了迎接这陌生的旅程，他的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似乎与七岁时没什么两样。

一周之后的早晨。

八点不到，我们就开车前往机场。天气很好，刚从小镇转上省道，太阳正好探出左边山脊的缺口，金色的光就如流动的经文一样，印在右边的半坡上。

回望此刻的小镇，在雪山的包围下，因安静而渺小，像一颗金蛋躺在凹陷的巢穴中。

与一周前满眼的雪花之白相比，今天山色枯黄，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草绿。只有连绵的山峰顶着旧雪，依旧是那条漂浮的神圣哈达。

车上五个人，除了上次从机场回来的四人，又加上了冬梅。她从广州过来，因为航班延误，比保罗与马友石晚到了两天。今天，他们三人坐同一趟航班到成都，然后各自转机回家。

短短几天，冬梅与马友石都还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高海拔。所以，和一周前接机时一样，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仍然准备好了氧气罐。

但今天实在是难得的好天气，眼前的一切都是金闪闪的，他们似乎也忘记了高反这件事。马友石显得兴奋，他终于可以逃离这令他难以入眠的海拔了，带着些微的惶恐。

而冬梅则因离开而显得伤感，她难得到达这么高的海拔地带，这几天的所见所闻，点燃了她的向往之心。

依旧是小兵开车，保罗坐在副驾上，他俩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保罗打起了瞌睡，他每天睡得晚，睡眠不足。我坐在后座的左窗位，冬梅坐在右窗位，马友石坐在中间。

这时的光线非常迷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物体上：山坡上流动的牦牛群，甩着鬃毛的马，飞起的鹰，逆光里的山脊线，山缝中露出来不知名的冰川，呆立路边的牧民，隧道里不明飞行物似的一闪而过的照明灯，等等。

路上遇到的车辆也比上次多了不少。有一阵子，我盯着河对面山坡上的一辆红色摩托车，它看上去很小，在光线里像一支飞行的箭。因为河岸灌木的阻隔，它若隐若现，但与我们的车保持着平行关系，直到河面突现的一大片耀眼的反光，让它摆脱了我的视野，然后再也找它不着。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冬梅与马友石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音乐。在马友右的介绍下，她打开了手机的腾讯音乐，里面有他的一部分作品。

他讲解着一首首歌，像是给她的专场音乐鉴赏会，而她也时不时地发出惊叹。此时的冬梅可能还不知道，她旁边坐着的是一位年少时便已一鸣惊人的天才音乐人。

马友石推荐的是他自己创作的英文歌，包括在《偶像》海选与决赛时唱了两遍的《纸枪》。与作为情歌的《总有一天》不同，这其实是一首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战歌曲。

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创作这样的歌，确实呈现出与众不同气质，已脱离了典型的选秀歌手的路子。

几天前，我搜索他在决赛时唱的挪威语歌《Hjerteknuser》时,才发现这首《心碎者》原唱是一支挪威摇滚乐队，凯撒乐团（Kaizer Orchestra）。这是一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摇滚乐队，但是当我顺藤摸瓜，打开他们的专辑，随意听了一会儿之后，就被迷住了。

他们把油桶当打击乐，配上独特的手风琴节拍，再加上主唱雅诺弗那种可能是受了汤姆·威兹（Tom Waits）影响的嘶哑的戏剧腔，唱的是挪威西南部的方言，歌词走的是暗黑的叙事路线，以上这些因素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另类的效果，让我仿如置身于，东欧吉普赛市集与北欧冷酷葬礼相混合的场景想像中，中间还夹杂着一丝马戏团式的狂欢。

那种陌生的刺激感带来了一种久违的喜悦，与十年前，无意中读到挪威戏剧家约恩·福瑟的作品，是类似的。在那四年后，这位贝克特的信徒，也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想起来，约恩·福瑟写作上用的也是挪威西部方言，难道与这个乐团唱歌用的是同一种吗？于是去考证了一番，发现同为西部方言，约恩·福瑟用的是出自峡湾深处的规范书面语，而乐团使用的是平原靠近海边一带的粗糙口语。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少年马友石用同样的方言、以及抒情式的翻唱，向他的老乡们、起家于挪威斯塔旺格一带的乐队的一次富含深意的致敬。

两人闲散地聊着音乐，这可能也是治愈高反的最佳解药吧。偶尔一瞥中，我看到冬梅眼中闪耀着透明的物质。

车过马尼干戈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打开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周前在此停留时拍下的照片：在纷飞的雪花里，马友石戴着醒目的黄色绒帽，站在藏地风格的街头，眼睛眯着，生怕雪花落进眼里；然而，他的鼻孔中插着卷成条状的纸巾，用于止血。那天是他人生第一次产生了高反症状。

看到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把保罗吵醒了，之前的半程估计他也是迷迷糊糊，没有完全坠入梦乡，大概率也听到了马友石的音乐作品。

“到机场还要多久？”他问。

“走了一半，刚过上次你把人家水果摊买光的马尼干戈。”我说。

“好吧，那接下来轮到我来唱啦。”他有点兴高采烈。

在我们的疑惑中，他把手机连接上了汽车蓝牙，然后轻点手机屏幕，汽车音响中传出了音乐声，那是他的歌。只见他猛一抬头，迎着前窗外的灿烂阳光以及笔直的公路，跟着唱起来。

从这首《万水千山少年归》开始，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了下去，中间偶尔休息一下，也不管我们后排的聊天情况，自得其乐地，一直唱到了格萨尔机场，最后以一首《帕米尔雪》结束，仍意犹未尽。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总以为这是他这次旅行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中间接近错阿镇时，看到有一群藏族人，每人手持缠着反光条的木棍，三三两两，行走在公路边缘，洋溢着一副风尘仆仆却坚不可摧的气势。

他们没有进行那种缓慢的长磕头，只是低头沉默地徒步，仿佛双脚才是身体真正的主人，而道路又固执地指挥着双脚前行。

“这是朝圣去拉萨的。”我喃喃自语。

这时小兵也看着窗外，放慢了车速。

“他们是在徒步吗？”马友石没听懂，但他可能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于是用英文问。

“不，是朝圣。去拉萨。”我说，好不容易想起了朝圣的英文单词，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他们是朝圣者。”

“你之前说你们经常在山中徒步，也是朝圣吗？”他可能想起我带他去徒步的承诺，因他的高反症状而没有兑现。

“哦，不是。”我想了想，然后又纠正，“可能也是吧。”

这时的保罗向着朝圣者托了托双手，表示祝福，改唱一首《唐古拉风》：“布达拉传来阵阵打嘎的歌声，那是我跨越万水千山的真情。”

再次碰到朝圣者队伍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十点半，我们回程的路上。

在机场送别三人，时间还早，小兵把车开得慢慢悠悠，正好默契了我的想法。我感觉他和我一样，也喜欢上了这段公路，连绵雪山脚下一条连绵起伏的直线。

这么好的天气，在路上的感觉真好。但我有个预感，我得在这条路上发生点什么。

车子过了错阿镇，离马尼干戈不到二十公里。之前在地图上查到，如果在马尼干戈左转，一直走国道三一七，可以很快到达玉隆拉措湖，那儿是观看雀儿山的最佳位置。我其实挺想去那儿看看。

又行驶了一小会儿，可以远远地看见马尼干戈趴在山脚下，像一只晒着太阳的蜥蜴。只剩下五六公里了，有几位朝圣者就在眼前。

这时我改变了主意，对小兵说：

“停一停，你把我放在路边吧。”

“你要放水？”

“不是，我想跟他们一起，走上一会儿。”我指了指前面。

小兵马上明白了，但是他习惯性地往前又开了一段，绕过了朝圣者的队伍，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靠边。

“这儿可以吗？”

“可以。你去前面等我吧。不着急。”我指了指马尼干戈方向，小镇边上有个加油站。

“你要登山杖吗？在尾箱里。”

“不用了。”

我本来想着，在朝圣者队伍后面下车，然后赶上去混进他们队伍里，这样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融入过程。而现在这样有点奇怪，我背着徒步小包站在公路上，回望着他们，路面反光强烈，与在车里透过玻璃窗的感受不一样。

我调整了一下帽舌，眯着眼适应了一下，才能慢慢睁开。一开始时还想取出黑镜戴上，想了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就在三百米开外，说来奇怪，之前坐车经过的时候，总觉得他们有很多人，那可能是运动中的凝视带来的错觉。现在定睛数了一下，大概八人，前后分成四批。从走路的姿势看，有两位中年男性，其他的几乎都是中年女性，他们都戴着大大的遮阳帽，看不清楚他们的脸。

我就这样站着不动，等待着他们，好像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脑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没过两分钟，又觉得这种等待的动作有点奇怪，于是迎着他们的方向往前走。

“扎西德勒。”我打着招呼。

“扎西德勒。”先是两位中年女性，抬起头看我一眼，遮阳帽下是被晒得黝黑的脸，以及略微疑惑的眼神。

又逆行了二十米，先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性，穿着黑色藏服，两个袖子都褪下来系在身后，露出浅色带红色花朵的上衣。她身上没有背包，左手缠着一串念珠。一个粉色围脖套住了黑色遮阳帽，帽下是一张特别善良的脸，可能是比较累，她脸上的表情没有起伏变化。

走在她后面那位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人不同，她没有穿藏服，身上也没有藏族人常用的配饰，形象倒像是一位刚从优衣库出来的姑娘，蓝色抓线绒外一件黄色羽绒薄马甲。

她双手戴着黑手套，手套的食指与拇指部位都被剪掉了一截，以便于使用手机。她左手抓着的手机上插着有线耳机，此刻，耳机两个端头正随意挂在她那对金色大耳环上。

我预感自己先前眺望时的判断错了，这应该是一位年轻女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前多走两步，为了看清她的脸。

她的遮阳帽比其他人更大，外面还缠着一条棕色围巾，目的是不让任何一缕阳光光临自己的脸。除此之外，一个浅灰色大面罩严丝合缝地盖住了整张脸，而且紧密贴合着，就像是专门定制的面具。

好在有一对大眼睛，在面罩挖出的眼孔中闪亮，让我清晰地感受到了少女般的热情。

“你好啊。”不知为何，我用的是汉语，没有说扎西德勒。

“你好。”她直面看向我，眼神没有任何躲闪，也不含疲倦之色，但隐含一丝神秘。

“我能和你一起走一会儿吗？”我脱口而出。

“好。”

就一个字，没有拖泥带水，好像我的请求也在她预料之中，所以没有任何犹豫。

我走到她的左边，转身，略微靠后一点，沉默着跟走了一会儿。她的走路速度并不算快，但能感觉到是刻意放慢了的。

我研究了一下她的背包，这是一种藏族人常用的传统背夹，但是经过了改装，为了减轻重量，原来弯曲的红柳木换成了空心塑料管。

这种背夹简易却实用，其实就是几条绑带缠住两个夹面，夹面打开程度可大可小。现在，这个背夹被一条哈达绑着，为了在公路上行走安全，所以背夹外套了一件带荧光条的马甲。

“你叫什么名字？”我还是忍不住，往前快走两步，与她并排走着，问了起来。

“才让拉姆。”她的声音很小。

“你们都从哪儿来啊。”

“甘南玛曲。”

“哇，这么远。走了几天了？”

“二十三天。”

“还要走多久？”

“可能还要一个多月吧。我们走得慢。”

“前面这位是你的？”我看到前面的人转头看了看我。

“哦，是我的妈妈。”她说完，她的妈妈向我点了点头。

“其他一起的，都是你的家人？”

“是我妈妈的好姐妹，那边那位是我的姑姑。”

她指了指公路对面，那儿有两位女士正面向雪山坐着休息。其中一位转过身，突然看见了我们，然后很开心地向我挥手，她可能很高兴她的侄女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男士。这位姑姑长得很白，很好看。

“看来是你在带队啊，你看上去很小，多大了？”我想了想，还是直接问吧。

“二十三岁。”

“这么年轻，就开始朝圣啊。大学刚毕业吧，学什么的？”

“是的，刚毕业不久，在兰州读的烹饪专业。”

“你们家以前朝圣去过拉萨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

“接下来还要走多远？”

“一千公里吧。”她淡淡地回复，仿佛胸有成竹。

我知道藏民经常翻山抄近路，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到拉萨肯定不止一千公里。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的心理数字吧，代表可以到达的遥远。

然后我们又并排着，默默地走了一阵，阳光特别晒，但能听到不远处流水的声音。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

我看到小兵的车停在前面不远处，想着可能要告别了。

我又用手指了指车，解释道：“我是跟朋友开车路过的，就想跟你们一起走一走。拍照是刚想到的。”

“可以拍啊。”她转过身来，面向我，比划了一个剪刀手，眼神流露出一种幸福感。

我拍了两张，然后给她看。她低下头，凑了过来。

“喔，发给我可以吗？”她有点小惊喜。

“好的，我们加个微信。”

加完微信后，我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想像着她面罩下的脸，然后问她：

“你能取下面罩，让我拍一张吗？”

为了避免误解，我尽量说得认真自然。她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有五秒钟，然后说：

“不行。”

“为啥？”

“我的脸晒伤了，很可怕。”她说着，并轻声笑了起来，眼神中透露出半真半假。

这时，她的母亲与几位姐妹正好围拢过来，让我给他们拍一张合照。

拍完合影后，我告辞，坐上了车。车往前开了不到五百米，我就看到了那块高耸的路牌。

蓝底白字，上面画着一个分叉，左边写着，国道三一七，德格。右边写着，省道四五六，石渠。

路牌的周边，几乎都是旅馆、餐厅与修车铺。我想了想，对小兵说：

“在这儿停一下吧，我想请他们吃个饭，你觉得他们会愿意吗？”

“应该会的，其实我也饿了。刚才我也想一起跟着走一会儿，但早上没吃早餐，担心血糖低。”

“好，那就这么定了。”

“去哪一家吃呢？前面有川菜，有藏餐，也有清真。”

“我先下车，等他们过来，然后让他们自己选吧。”

“好的。朝圣路上，也许对饮食也有要求。”

于是小兵再次把车靠右，这次停在了旁边修车铺前的空地上，然后跟我一起下了车，往回走了几步。

这时是正午过后，太阳就在头顶位置，我们身体的影子在各自脚下缩成一小团。

就这样，我俩站在画着道路分叉标志的路牌下，等待他们。

其实与他们相距不到五百米，但恍惚间，我觉得是一千公里。那样，我们就可以等得足够久。

图片｜沈颢、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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