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萨姆到公寓的时候，我和乌鸦已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公寓在伯尔尼老城一个青年文化中心，庭院里挪威槭伞盖交织，有两个装着直饮水龙头的池子，地上铺着砾石。据称，人们掀起原来的水泥路，是希望这里呈现出一种“自然感”。入口处和最里面分别是两个酒吧，入口的那个建在一块石头下面，于我看来像是个天外来物。石头——装置艺术——落成的那天，庭院里举行了庆祝仪式。石头散射出烟雾和闪电般的灯光，年轻人一起跳舞、尖叫，空气里弥漫着烟草的气味。有时我身处聚会里面，但更多时候我只是旁观者。经过大门时，我总以外来者的眼光留意上面的提示——“不意味着不”、“禁止法西斯主义”、“禁止性别歧视”、“跨性别友好”。围绕着庭院的是三面哥特式建筑，各类艺术家和乐队的工作室（租金有折扣）。所以，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举着酒杯交谈，就是在享受派对。如果不是无聊地抬起头，很难注意到顶层有三个尖顶形状的小窗户——那就是我们的公寓。

早晨，我会在窗前放一点早餐剩的面包和鸡蛋黄。一只乌鸦飞过来，接着，几只一起，拍打翅膀，用喙和爪子争夺食物。这和我刚来的时候不同。乌鸦相当敏锐，只要我转头看向窗户——无论转头的幅度多小，它们立马就会飞走。现在，乌鸦不怕我了，还会一起来开派对。成排的乌鸦站在屋梁上，有一对依偎在一起，大多独立站着，背后是金色的晚霞，还有大片的云。我至今也不明白，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在那样一个下过雨的傍晚，乌鸦沉默却默契地来到这里。

难怪我总听到屋顶上有动静，萨姆说。

上周，我离开伯尔尼，去黑里绍重走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文学小径。回到公寓后，我把包放在沙发上，打开冰箱，里面出现了不少陌生的食物，酸黄瓜、意大利博洛尼亚肉酱、切了一半的山羊奶酪，还有一包冷冻豌豆。新室友来了，但我得先解决饥饿。一周前我用醋栗熬了一瓶果酱，冻在了冰箱内壁上，拿出来时费了点力。果酱还是很新鲜。我打开刚从超市买的麻花面包，切片，抹上果酱，酸甜的口感。我疲惫的神经开始放松下来。

听到声音，萨姆从房间里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们入选了同一个驻留项目。萨姆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艺术家，也在一所大学教摄影。我简单地聊了聊这三个月的打算。萨姆说，她只在这里待一个月。她正在画廊开个展，可能还得去一趟希腊。这段时间是大学的暑假，她打算专心工作，完成手头的作品。她指了指脖子上挂着的头戴耳机。放心，我剪视频的时候都用耳机，我会保持安静，她说。

我还是饿，又从柜子里找到冬阴功汤的底料，煮了个面。萨姆去洗澡了。再来厨房做饭时，她一头蓬松的卷发正湿漉漉地滴着水。厨房的灯不算亮，我坐在桌边，看着萨姆切黄瓜和小番茄，用烤箱加热超市里买的速食鸡翅和薯条。她转身过来，灯光从头顶往下照，眼下有一小块阴影形成的斑点。我估计她应该在五十岁左右。

萨姆说，她的爸爸是伊拉克人，妈妈是巴勒斯坦人，伊拉克发生战争后，他们一家逃难到了美国。她在美国拿到身份，结婚、成家，有两个孩子。四十年过后，她才第一次回到伊拉克。回去之后她在寻找什么呢？她遇到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理解曾经的伊拉克是什么样子。现在，她的确算是个美国人了吧。她的口音可骗不了人。

我拿不准交谈的尺度。美国、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都是常年出现在国际新闻上的名词。复杂的事，我们留到后面再说。那么，聊聊乌鸦吧，乌鸦是一个安全又有趣的话题。这是苏菲教我的——我的上一个室友，一个热爱嬉皮文化的画家，我们曾一起追逐暴雨后沿屋檐低空飞行的雨燕，给雨燕写诗、画画。自从苏菲说我们该和乌鸦做朋友后，我便习惯留一点食物在窗台上。

我妈妈相信乌鸦寓意着死亡，萨姆接着说，不过，我和你一样，认为乌鸦是我们的好朋友。

萨姆又问我，是否知道“邪恶的眼睛”。中国人相信邪恶的眼睛吗？

她相信正是邪恶的眼睛，让她现在吃着从超市里买的过咸的鸡翅和薯条，用冷冻豌豆敷着膝盖。（她从冰箱里拿出那包冰冻豌豆时，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用法。）因为膝盖，她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公寓里。她知道大概是谁。那太明显了，你知道吧，过于殷勤地在网上和你互动，你真是太棒了，太太太棒了。

中国人把嫉妒叫做“红眼病”，我说。不过这膝盖是怎么搞的？

那是一次失控的酒吧踩踏事件。她伤得很重，膝盖做了手术。她以为膝盖会好的，就像她曾战胜过癌症——四十岁那年她得了乳腺癌。这回，医生警告她不要进行任何运动。她躺在沙发上，伸直腿，把那包冷冻豌豆来回翻面，维持了快一个小时。

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这里度过顺利的一个月，我说。

我依从直觉来判断与人交往的方式。萨姆似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同样热爱研究一切神秘的事物，例如星盘与命理），她看上去如此热心，似乎是那种交往起来没有太多障碍的人。她会一股脑倾倒所有的烦恼，不论诚实与否。她的膝盖、被切除的乳房……她的身体已经衰老。她还说到孩子长大后获得的自由，还有那段逃亡的过去。她一定经历了许多。

窗外，不远处，阿勒河在静静流淌。河水翠绿，玻璃一般清澈。入夏后，伯尔尼人开始沿河漂流。傍晚，尤其是在工作结束的时候，人们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进干包，走入岸边，或从桥边跃下，溅起银白色的水花。人们惬意划动四肢，脸庞浮出水面。草地铺着各种颜色的毛巾，苎麻旺盛生长，在阳光下闪耀的身体。河流迷人，也危险。据新闻报道，这个夏天，已有十余人在阿勒河中溺亡。我从来都不敢跳水，只是站在岸边伫足。

我和萨姆约好，等她的膝盖痊愈，我们会一起去阿勒河散步。

伯尔尼的progr文化中心

黑里绍精神疗养院（外阿彭策尔州精神病中心）绕着一个圆形建成。一、二、三号楼最老，也在最里面。墙面是水泥颜色，红瓦尖顶，每个房子有九个到十二个窗口不等。招待处干净、整洁。一个红发女人接待了我。得知我的来意，她说，今天负责讲解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职员都不在，我应该提前预约。她随后给了我一张地图，让我先四处看看。

拿着地图，我走向一号楼。瓦尔泽曾经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疗养院风景宜人，入口处有秋千和滑滑梯，还有非常大的欧洲椴树。中央有一块草地，几头褐色的奶牛在吃草，牛粪味弥漫。放眼望去，对面的山坡同样是一片青翠的绿色，房子依山而建。不同于我去过的其他精神诊所——给人带来的焦虑感——这里似乎洋溢着一片平和。

资料显示，这里主要收治的病人类型有：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路上，我远远看到对面有人在散步，有时独自一人，有时结伴而行，有时男，有时女，有时是老人，有时是孩子。当我走到餐厅，两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来买冰棒。其中一个用英文和我打招呼。她有偏瘫，右边的肩膀在走路时大幅上下晃动。

餐厅的橱窗展示着瓦尔泽的收治同意书，以及他的作品全集。

两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散步》。我立马被迷住了，像阅读一首连绵的长诗。后来，我很多次重新拿起它，尤其是在睡不着的时候。我第一次服用的安眠药是另一个写作者闪送来的。我们都睡不着。可能因为北京，可能因为写作，也可能因为工作，当下能让人失眠的因素可太多了。安眠药装在一个兰州烟盒里。我拿出那颗白色药丸，用分药器切成四份。药物进入神经，缓缓释放。当我偶然获得了一个来寻找瓦尔泽的机会，就像收到一个文学的礼物，得以短暂逃离日常。

抵达伯尔尼后，我先去了瓦尔泽文化中心。中心在老城主街，就在我常去的coop超市对面。它的入口很小，毫不起眼。总是有两位年迈的女士坐在阅览室，读着《雅各布·冯·贡腾》。她们只会说德语。在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她们仍然大方地送给我一块草莓塔。我坐在阅览室翻资料，得知了许多有关这位作家的轶事。例如，赫尔曼·黑塞曾在报刊上首先公开表达对瓦尔泽的敬仰之情。当弗朗茨·卡夫卡读到瓦尔泽的小说——“兴高采烈、兴奋不已”。然而，瓦尔泽在生前始终没有获得更广泛的读者。他生活拮据、独自一人。回到家乡比尔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在田野漫步。直到一次精神崩溃，他出现幻听，不得不入住黑里绍疗养院。此后，他似乎不再写作，而是完全沉浸在机构的日常工作中：粘贴纸袋、拧绳子、从巧克力棒上去除锡箔纸的残余物。星期天他休息，会和监护人卡尔一起出门散步。最后一次散步时，瓦尔泽倒在了雪里。他似乎早已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在小说《坦纳兄妹》里，他就曾写下一位死在雪中的诗人。

瓦尔泽的遗产只有两个鞋盒，里面装满了纸片，分别是剪下的杂志、车票、日历、烟盒。纸上用铅笔写满了难以辨认的德语花体字，字母大小在1毫米左右。后来，这些纸片被世人用放大镜破译，才发现是瓦尔泽不再希求出版的小说与散文。

就像是命运的玩笑，作家死后才获得生前所渴求的一切。我看着玻璃橱窗里那份瓦尔泽的精神治疗记录——那像是在展示一份标本。显然，有不少像我一样的读者希望来这里参观。

一号楼的窗户很高。可能出于隐私考虑，从外面无法看到里面。瓦尔泽曾经生活在那十二个窗口中的一个。记录显示，他可以选择独自住在一个房间，但他还是宁愿和别人住在一起。

栅栏旁有棵椴树，旁边有一幅海报，提示这里就是瓦尔泽文学小径的起点：

我回到餐厅，买了一个奶酪夹心面包，一个柠檬蛋糕，装了壶水。随后，我回到一号楼，准备重走瓦尔泽的散步路线。

疗养院的布局没有变过。也就是说，在瓦尔泽生命的最后那次散步里，他看到的风景也许是这样的：草地像湖面一样，泛起阵阵涟漪。高低错落的红色房子，远处是连绵的雪山。从马路下坡，穿过天桥和铁轨（这里可以俯瞰黑里绍的城景），再经过农户。猪圈里有几头不干净的猪，狂吠的狗。女人正在劳作，给羊驼喂食。奶牛蜷在一起，眼睛沾满恼人的苍蝇。

一条大路向远处延伸而去。天阴了，我担心要下雨，加快脚步往前走。接着又是我已经熟悉的农家景色，一望无际的绿地，有一辆拖拉机轰鸣而来。

我离开了官方设立标牌的文学小径，开始跟着瓦尔泽中心提供的线上地图往森林里走。那是一片高大的松树林，走进树林后，光线一下变暗。树林外面，树林里面，即刻在视线上完成分野。风吹得很大声，令人心生孤寂，随后是更大一片笔直高大的欧洲云杉和欧洲山毛榉。

有时，路被一棵倒下的大树挡着，我不得不往回走。有时，路越来越窄，变成盘根错节的树根。刚下过雨，路还是滑。有一阵子，我怎么都走不到正确的方向上，树上的指示标指向的是与地图不同的道路。我在灌木的阴影里徘徊了二十分钟，不知瓦尔泽在这样的森林里又是如何才能不迷路。

好在，有现代发达的导航，我没有迷失。我继续欣赏沿路的风景。紫色的欧耧斗菜，丝路蓟像伞盖。一路都有西洋接骨木，开着白色的碎花。两小时后，我接近终点。这时，我已经回到了那条文学小径，路上的引言也变得更为密集。我走到山坡上，那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如今离一户农家不远，摆了几个白色的水桶，还有苹果树。我看到了最后一个路牌——

“罗伯特·瓦尔泽，于1956年12月25日在此地去世。”

当我在这块草地驻足时，天开始下雨。雨越来越大。那些雾好像也带着死亡的重量，一路席卷而来。灰色的雨幕笼罩了阿彭策尔山区，万物失去颜色。雨水打湿了我的裤子和鞋子。我离开瓦尔泽倒下的地方，往前寻找躲雨之处。我走到屋檐下。没有停雨的迹象，我干脆坐在地上，掏出书包里的桃子，用雨水洗了洗。没有人，除了雨声，万物俱静。

瓦尔泽没有葬在这里。等雨停了，我继续出发，寻找他的墓地。下山后，我坐上公交车，来到黑里绍公墓。墓园很大，我一直走到了最里面。瓦尔泽的墓隐藏在一片灌木丛里，在一棵欧洲椴树下，没有塑像，墓碑是一块黑色的石头，雨天，水渍从墓碑上流下来。灌木丛好似拥抱着这块墓。

墓碑上如此写道——

“我迈步走上旅途

缓步走过短短一程，

默然无息归于故土，

弃尽言辞，隐于尘旁。”

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死亡地点

黑里绍公墓

热浪袭来，德国人和法国人开始哄抢中国生产的空调。瑞士人也不爱装空调。我和萨姆站在客厅里。来之前我们就知道公寓没有空调，引导手册上写——打开窗户，如果太热，那就跳进阿勒河！萨姆的膝盖还没好，我又怕深水，阿勒河显然不是解决的办法。萨姆发现窗外有隔热的铝合金百叶窗，我们把百叶窗放下来，再把窗户关上。我冻了矿泉水瓶，白天放在椅子上，让风扇对着吹。还是热，人依然很倦怠。

直到晚上，天气凉快了。萨姆从冰箱里拿出红酒，倒在两个高脚玻璃杯里。喝着酒，我聊起了寻找瓦尔泽的旅途。

我不清楚自己到底想来寻找什么，我说，但在路上的感觉的确美妙。

我也有一段游荡的时间，萨姆说，那段时间，我只是想搞明白自己是谁。

那时，她在美国上高中，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就像一种不同的流放。不能开银行账户，不能有正常的工作。她总是要对朋友撒谎，总是害怕被抓到做错事。必须保持低调，必须保持渺小，假装是正常人。这是她学会的一种技巧：调整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以某种方式蒙混过关。

她的父母提出了离婚。爸爸想回到中东，而妈妈想留在美国。爸爸停止付钱后，妈妈付不起房租了。萨姆的两个弟弟出生在美国，州政府给他们发钱，付一间小公寓的租金，还有食品券——像是社会福利，但只有那两个男孩的份额。房子带一个没装修好的地下室，只有水泥墙。有一阵子，她和姐姐就住在地下室。她们必须经常躲起来。要是被发现了，全家就有大麻烦。

她想离开了，妈妈反正也照顾不了她。她也厌倦了父母之间的争吵，一切都非常撕裂。搬家那天，妈妈帮她打包了一点东西。妈妈很伤心，但她想，妈妈大概也有些如释重负。

十六岁那年，她决定提前一年高中毕业。她有时在咖啡馆打工，有时下田给玉米去雄。夏天，农场会雇上百来人，为了来年的育种，需要人把雄穗拔出来。田里炎热潮湿，她戴着手套、穿着防护的衣服，在烈日下走好几英里，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手会肿。但报酬不错，而且发现金，没人查。

有了钱后，她开始跟着哥哥的朋友们公路旅行，那些人比她大五六岁，不过都是短途。她生出一种冲动，想去看看美国更远的地方看看。她打了三份工，攒够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目标是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她看过照片，一个文艺的小镇，里面有艺术家。有个朋友的朋友要开车去科罗拉多，正好是从爱荷华到新墨西哥的一半路程。她付了油钱，两人拼车。那个年代，人们信任陌生人，街上常能看到分摊路费的标语。到了科罗拉多，她去看一个朋友。朋友说，我也想去圣达菲，但我这个夏天得打工。她被说服了，留了下来。

她在那里做了第一份厨房工作，学会了烘焙和备菜，那其实是一家很不错的餐厅。夏天结束，两人终于去了新墨西哥，住了几个月，朋友却说，不喜欢这里，想回科罗拉多。她留在新墨西哥，可西南部经济萧条，找不到更多的零工。她只好坐巴士，回科罗拉多。朋友又说，我们搬去迈阿密吧。两人开着朋友的车去了迈阿密海滩，她挺喜欢那里，一个很酷的小岛。然后朋友又说：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科罗拉多。

折腾了一年，回到科罗拉多，她想，不能再跟这个人纠缠了。她租了个便宜房间，在加油站后面，没有卫生间，得去加油站借用。妈妈来看她，一下子爱上了科罗拉多，因为那里有山。妈妈带着弟弟们也搬了过来，在一家礼品店打工，赚不了多少钱。她留下来陪了母亲一阵子，帮着带弟弟。她攒钱买了一台相机，上摄影课，学暗房冲洗，旅行时拍下了很多照片。

然后那个女孩又来说服她——她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两人想去缅甸，虽然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她也没有护照，但她就是想去某个地方。结果，那女孩开始和某个男人约会，又一次在计划上甩了她。她想，搞什么，这种事已经来回五次了，这人疯了，永远不会真的去做，去他妈的。

她买了一辆小车，带上相机、背包、睡袋和一个小冰箱——她那时是素食主义者，必须带着她的豆腐，她的咖啡。她开始环游美国。那真是漫长的一年，新墨西哥州，佛罗里达州，还有国家公园。她拿出帐篷，睡在野外。那时还没有电子导航和互联网，她拿着一张地图，随心情选择公路。想起当地有认识的朋友，她就在电话亭投下硬币，说我到你的城市了，咱们一块闲逛吧。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迷失真是太美妙。

钱快花光的时候，她落脚在迈阿密的南海滩。以前在咖啡店共事的朋友住在那里，喊她过来。她那时二十岁，朋友是调酒师，帮她在酒吧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

她只想逃离一切。那段时间，她的一个弟弟开始酗酒，被抓进少年管教所待了一年。母亲搬去科罗拉多，本是想给弟弟一个新的开始，他却离家出走了。她后来才明白：那是一些处于痛苦中的人，在互相惩罚，也惩罚自己。

迈阿密很棒，没有人认识她。她想甩掉那些责任和痛苦。

不过，她有点变糟了。有时她抛下一切回科罗拉多，然后又回迈阿密——三个月里她这样来回了四次，坐巴士，单程要三四天。有一次，她甚至从废品场买了一辆面包车，修好发动机，开着它横穿美国，又一次回到迈阿密。她住在面包车里。天气很热，她的耳朵感染了，还需要拔一颗智齿，而她没有医疗保险。

她环顾四周。室友们开始为了钱脱衣服。餐厅的一个朋友对她说：你会为了乐趣读书，你来自一个受过教育的家庭，为什么不继续上学呢？可她当时只是做着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混在夜店里。刚来迈阿密时，她不喝酒不抽烟，什么都不沾。她超级健康，冥想、做瑜伽——现在，她却成了一个派对女孩。

我这是怎么了？她想。

海湾战争开始了，她的家庭被列入了驱逐名单，必须上移民法庭——那大概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最终她被授予了政治庇护。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在佛罗里达时，证件齐全了，她可以去上学了。可她已经脱离那个系统太远，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有一天，她的男朋友打开门，手里握着一把枪。

你他妈的带把枪干什么？她问。

他给她看：他抢了毒贩子的毒品，就放在冰箱里。

她想，他们需要分手了。大概几周后，她正在餐厅当服务员，有人进来说，他死了，死在他的公寓里。这彻底摧毁了她。他死在春天。

得知死讯后，她去了海边。她想，那我就走进海里吧。最后她没有。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回头。她再也不会否认上帝了。她没法像那些人一样糟蹋自己——她曾以为那是自由，但它不是。

她那时身无分文。随后，她把面包车留在坦帕巴士站的停车场，一个老人问：你真的要把它丢在这儿吗？她以一百美元的价格把车卖给了他。她再也不会回佛罗里达了。

回到科罗拉多后，她找回了以前的工作。她的哥哥考上了大学。他说，来这所艺术学院，这里有一个很棒的摄影专业。你是个非常好的摄影师，来吧。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当一个艺术家。她申请了，随后，她被录取了。

这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仔细听着。在客厅昏黄的灯光下，我好像与萨姆一起回到了那些公路旅行，汽车飞驰，卷起风沙。还有那天的海。海浪一次次打在礁石上。

美国一定塑造了你很多，我对萨姆说。

可我不属于美国，萨姆说，我的身份一辈子都是难民，是流亡者，我们一辈子都在流亡。你能明白吗，一个人如何能对轰炸你故土的国家产生情感？而当她回到伊拉克后，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也不再是伊拉克人。

我带着萨姆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在门廊上，有人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一个巧合，我对萨姆说。也许，是命运让我们一同站在了这句话面前。萨姆是一个游荡者。我们都是。

一周后，我和萨姆共同举办了一次工作室开放活动。那是慌乱的几天。驻地负责人说，如果我们愿意做点特色菜肴，他们会更期待。我和萨姆一起去了中东超市，买浸泡在盐水里的葡萄叶，库斯库斯（一种像小米一样的谷物），许多黄瓜与番茄。我买了鸡腿和茄子，辣椒与大蒜。早晨醒来，萨姆已经在厨房开火了。灶台上放着一口大锅。她煮熟大米，混上番茄橄榄油和柠檬汁，包进葡萄叶里（形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粽子）。她包了有四个小时。

我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萨姆说，还有，你听到我的膝盖里发出的咯吱声了吗。

我在旁边烧水，想看看能不能帮忙。她示意让我弄自己的。我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我蒸好茄子，煮熟鸡腿，调制凉拌酱汁。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桌子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砧板到处沾着蒜末。我拿来抹布，边做饭边清理。

明明我俩是来做一场分享，怎么此刻淹没在这一团混乱里，萨姆又说。

这就是生活，总是意想不到，我说。

菜肴大获成功。我们的客人是本地的记者、策展人、艺术家、美术馆负责人。人们相互之间很熟悉。饭后，有五六个人留了下来。我们拿来没喝完的葡萄酒、苏打水，在阳台上放好椅子。天色已晚，夜空越来越暗。话题从衰老开始。大家猜测着彼此的年龄。不可思议，明明我的内心还和四十岁一样，可转头我已经五十了，一个女人说。接着，人们开始讨论当代艺术，即将开始的巴塞尔艺术展，艺术的等级，还有，资本主义的控制究竟有多隐秘？即便我想参与这场谈话——我还是不知道说点什么。我有点困了，止不住打起呵欠。

萨姆给我使眼色，让我回房间睡觉。我和她一起到厨房收好了碗筷。

你快睡吧，我来招待这些客人，她说，放心，我可是个妈妈。

隔天早上，萨姆向我转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最后，只剩下四个人了。夜里十二点，她也有点累了。不过客人们还很兴奋，聊着天。她不能失去耐心。其中有一个女人，画家，来自哈萨克斯坦。她问萨姆，你怎么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萨姆说，我也是巴勒斯坦人，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看？萨姆希望转开话题。可能女人喝多了吧，她又问，可你不觉得，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吗？帮忙翻译的俄国女孩有点尴尬，补充说，这不是我的看法，我只是帮她做翻译。而在场的瑞士人——典型的瑞士风格，保持中立，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最后，萨姆说，她要回去睡觉了。

这一切太荒谬了，我无法想象，我们请人来到家里，吃着巴勒斯坦的食物，最后却要听一个人指责巴勒斯坦，萨姆说。

每当谈论到巴勒斯坦、伊拉克、美国，萨姆就像变了个人。好像有一股怒火始终藏在她的内心，而这个她则与平常呈现出来的那个她截然不同。我请萨姆讲一讲她来到美国之前的经历。

在萨姆的童年里，每一年，她都在远离她认识的人。不是被困在战争中，就是在逃往某个地方。

比如1980年。伊拉克对伊朗宣战了。人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夜之间，食物从杂货店的货架上消失了，面包店不再有面包，热水也没有了。萨姆家住在南部，就在边境上。不到一周，她的父母就不再同坐一辆车——他们开始分开坐两辆车，万一一个人被炸死了，另一个人还能照顾孩子。有一天，舅舅给了她一个拥抱，说，我早上就见不到你了。她问，你要去哪儿？他说，我必须消失。他们开始抓他这个年龄的男人去当兵了，他们要发动战争了。

嘘，别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这是她从小就学会的事情。外面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必须保持安静和隐秘。她们不能谈论父亲去美国留学的事，也不能谈论巴勒斯坦人。就像总是在小心翼翼地权衡：你是谁，你能信任谁。

她的母亲只想离开伊拉克，每天晚上都哭。母亲是巴勒斯坦人，家族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而流亡。即便母亲从小在伊拉克长大，但她不是伊拉克人。可父亲刚刚花了人生中七八年的时间在西方接受教育，为的就是回来在伊拉克找份好工作，过上美好的生活。他无法接受——他被推出了他以为自己正在建立的生活，他所有朋友都在建立的、他来自的那个世界原本的生活。

父亲像很多伊拉克人一样，以为这也许是暂时的。但情况很快恶化了。她们常去医院给母亲朋友的孩子送礼物，那些孩子头上中了导弹的弹片。学校还在上课，生活还在运转，但房子不再安全了。

有一天，天还黑着，父母把孩子们叫醒，说上车。他们开车去了边境，编了一个谎言，说要去科威特，马上就回来。但他们去了沙特阿拉伯。她非常害怕。她们有只叫史努比的狗，留给了一个表亲。大人们只是一直说，去几个月，等战争结束。母亲说，带上你的泰迪熊，收拾了一个小包，带了一点午餐。没什么真实感。她没有为这次搬迁做好准备，她不知道她们要走。那年她七岁。

到了利雅得，有个男人在机场接她们——父亲刚被一所大学录用。原来他偷偷递交了一份求职申请。母亲说，这只是暂时的。当时，受过教育的伊拉克人纷纷离开，去海湾国家找工作。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不是穆斯林的人。对一个孩子来说，一切都很奇怪。她们搬进公寓，什么都没有——没有床单、没有毛巾、没有餐具。几天后她就得上学，而那里非常不一样：在伊拉克，男孩女孩混在一起上学，学正常的科目；在沙特，突然之间教室里只剩下女孩，所有女人都把脸遮起来，她再也不能穿裤子了。

几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父亲说，她们要回去。

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又要回去？这些问题她问了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一个好的答案。他们放弃了一切，也真的相信自己会回去。也许到了沙特阿拉伯，远离了宣传之后，他们才看清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父亲决定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去，不包括他自己。如果回去，他会被杀的——伊拉克政府资助了他去美国读研究生和博士，条件是必须回来为伊拉克至少工作五年，而他才回来一年左右，只是获准离开几天去科威特。全家人假装父亲死了，人们也不问。回去的时候，她们都穿着黑色。

母亲需要处理家里的财务，拿走黄金和珠宝、家庭照片、需要的文件。她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

战争变得更糟糕了。市场上只买得到一种叫咸牛肉碎的罐装肉。家里有位从沼泽地区来的女士，知道怎么从地里取来小麦，用火做出一点像面包的东西。有时候有奶粉，但只有那么一点点。没有热水。母亲在她头上抹煤油杀虱子，后来她不得不把头发剃光。

母亲回来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后来，正是这个孩子让她们得以再次逃离。但还没到时候——她必须先做完所有这些事。

每天晚上，停电，战斗机互相轰炸。她们把灯关掉，点一点点煤油。妈妈打开家庭相册，把照片取出来。妈妈出身裁缝世家，很懂缝纫，她把照片一张张缝进孩子们的衣服里。她每天从银行取出一点点钱，这样不会引人注意。家里帮忙的园丁替母亲悄悄卖东西——洗衣机、烘干机，那些从美国带回来的东西。所有收藏慢慢消失了。萨姆的家在一点点消失。

大概一个月后，一颗炸弹炸中了隔壁的学校，她们的学校被部分摧毁。玻璃碎了，人摔倒了，她的老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突然之间，没有学校了。而母亲必须工作——当时伊拉克还奉行社会主义，她有义务工作。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出门，其余的孩子都跟着大哥。大哥比萨姆大四岁。萨姆后来都不敢相信，即使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它也挺有趣。没有大人。妈妈说不许离开家，可哥哥很疯狂：他带她们上屋顶，去山洞，去街上捡子弹，去棕榈林。他们是孩子，一直在玩，即便身处战争中。母亲吓坏了，对他们大喊大叫，尤其是捡子弹这件事。她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但孩子们从来不听。

有一天，母亲一大早把他们叫醒。父亲和母亲在电话里联系过，他假装是母亲在约旦的表亲。电话一直都是被监听的，但他们有个暗号，“贝丝”。他们假装贝丝是母亲的妹妹：贝丝快疯了，贝丝越来越危险了，贝丝得被送走了。母亲就知道，是时候了，该走了。

可边境关闭了。

母亲制定了一个计划——很多年后，萨姆把母亲的这个计划拍成了一部小电影。母亲起先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后来流产了。流产需要清理手术，而父亲的姐妹是医生，为她写了医疗文件：她需要许可去科威特，去做手术，然后回来。

早晨，孩子们被叫起来。母亲说，我们要去边境。她说，如果你们说任何话，我就杀了你们。你们必须保持安静。如果有人质问，就装作不会说话。在科威特边境停下来时，军人过来，一把抓住哥哥，问：你爸爸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走？军人扇了哥哥一巴掌，哥哥只是看着他。母亲吓得要死。最后，军人看了看母亲，但还是放走了她们。

她们必须穿过沙漠。那是冬天，人人穿着外套。母亲的包里只放了一点点衣服，但所有衣服里都缝满了东西。边境的人检查了一下，因为看不到钱，就放松了警惕——他们觉得，这个女人不过是带了几件周末穿的衣服，只是去做个手术。

终于，到了另一边，穿过了小小的检查站，那里有一个便利店，霓虹灯，蓝色的灯。萨姆能看到薯片、饼干、可口可乐。她已经一年没见过这些东西了，到处都是食物。孩子们都看到了奇巧巧克力，都想要，那是萨姆最喜欢的糖果。母亲买了奇巧，她就一直吃。那就像一个梦。

他们在沙特阿拉伯住了两年，然后搬到约旦的安曼，那之后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再然后才是美国。母亲总说，父亲不是在选国家。他只是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再到一个地方——他只是想回伊拉克。到了美国后，父亲变得越来越不开心，觉得一家人在变得美国化。母亲想让他在美国找份工作，他不想找。他们一直在吵架。几个月后，妈妈提出了离婚。接下来好几年，两人一直在上法庭。

这就是萨姆的童年与青少年——每一次，她都要重新适应不同的语言、习俗、宗教。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是她的来处，可她永远回不去了。那么她如何成为别的呢？尤其是当父母对孩子们将要成为什么人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那时候，萨姆只觉得父母疯了。现在，她明白了：父母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只是在流亡中生活，带着一个家庭，往各个地方走。他们不知道如何回去，也不知道如何前进。

我的身份永远是流亡者。我再次想起了萨姆说的这句话。

萨姆做的葡萄叶包卷

伯尔尼街头，一个和国际难民有关的展览，呈现那些流亡的人的故事。展览的名字叫“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一个人在伯尔尼城区里走。中央车站旁有一座倾斜的玻璃棚，从高到低延展，最低的地方衔接着一处报刊亭。因此，只要跳上报刊亭，走上玻璃棚，就能一直走到人们的头顶上。曾经，有三个男人站在我的上方，我抬头看，他们像站在天空里，先后成一列，在顶棚释放黄色的烟雾。那是一个性少数者的抗议活动。穿着黄色马甲的警察站在底下的柱子旁边，只是站着，并不干涉。

世界在下沉。朋友叮嘱我，最近不要去日内瓦。G7在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开峰会，来自欧洲各国的人都聚集在日内瓦抗议。作为旅游地标的花钟也包上了一层保护的皮肤。我看到新闻，人们推搡着往前移动，呐喊，暴力轻易地点燃，四处燃着火，火与黑烟。世界在下沉，我在一股晕沉中想，我们还能够把握什么……一切是否还有希望，而个人的意志又如此容易消散。

我继续往前走。这是晴朗的一天，游客交织，人们举着手机和相机，留下统一的笑脸。主街两侧是一排地窖商店，木门很小，纵深很长。这些商店以前是酒窖，现在是二手衣服店，或是瑜伽馆。有一家卖摩洛哥特产，店主是个摩洛哥男人，他说来伯尔尼五年了，店里充满浓郁的香氛，堆着编织的女士手提袋。他热情地向我推荐由鹿血制作的腮红。你用手指蘸点口水！然后你就能看到神秘的东西，他说。我对沾口水有点犹豫，他就去拿来一个喷雾，往灯座上喷了喷。手指抹上去，就像流血一样。真是神秘。我买下两个腮红，放进了包里。

摩洛哥商店的不远处，有瓦尔泽曾经住过的一个公寓。在伯尔尼时，他频繁更换住处，登记的地址就有二十几个。而我面前的公寓，便是瓦尔泽精神崩溃前的最后一个住址。临街的柱子上有一块牌子，写道：“罗伯特·瓦尔泽，瑞士第九大诗人，1925年，正义巷29号（瓦尔道和黑里绍之前）——生活不在于笔直的道路，而在于曲折的道路。”

沿着曲折的道路，我经过数目众多的画廊。曾经，我跟着德国画家室友在其中一间听艺术讲座。秋天她将要在这里开个人展览。画家明明要自己买材料、画画，最后，谁都得的比画家的多，她说——过去一年德国艺术市场惨淡，她没能卖出一幅画，眼下指望着来瑞士开展新生意。讲座上，人们在谈论针织艺术。噢，曾经女人的针织不被认可，不能进入大艺术馆的展区，如今却成为了艺术的新潮流。另一个艺术家又说，欧洲的审查制度才是真的隐秘，你看不见的各种政治与商业的力量在拉扯，现在，画廊也并不欢迎艺术家在展览里表达抗议。

我观察着艺术家们如何生存、如何与人打交道。有一天，萨姆在客厅打了几个电话，大概是与画廊的安排有关系。计划变动频繁，天气炎热，她的膝盖还是疼，这些琐碎的事在那一天里压垮了她，她开始流泪。后来她又向我道歉，说不该让我承担这些情绪。等她平静下来，我们又聊了聊她的艺术事业。我必须得说，萨姆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就像两个故事。她的前半生颠沛流离，而后半生，好像运气终于来临。她去读了大学，还没毕业时，有一位艺术家看中了她的摄影作品，她举行了第一个个人展览。随后，她到大学里工作，再后来，她一步步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巴塞尔摄影展……是的，作为艺术家，都走到这里了，她经常想，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她仍然在创作，那些想法仍然会在她的脑海里折磨她，她必须实现不可。

这是她和妈妈的差别。萨姆经常与我提到她的妈妈，那个恐惧乌鸦的女人。妈妈可以同时用爱和内疚来统治孩子，不一致，很混乱，很情绪化。这就是为什么妈妈会把孩子置于地狱，就像爱，很疯狂。妈妈也充满活力，即便有心脏问题，经常过敏，但从来都是坚强地说话，永远不会让人看到脆弱的一面。妈妈总是很亢奋。

萨姆也有那样的亢奋——我能从谈话里感受到这股亢奋。不过，她学会了把这种亢奋放到艺术里，而不只是忙于孩子的生活、指使别人、打扫房子、把每个人逼疯。萨姆是个工作狂。苏菲总是想拉着我去楼下的酒吧喝酒、狂欢、跳舞，而萨姆对那些聚会充耳不闻。你要是酗酒，人们会指责、鄙夷你，可你要是对工作上瘾，那么，欢迎来到被资本主义统治的美国。自从萨姆决定要把那些黑暗变成正面的那一刻起，她变成了一头公牛。她白天上课，晚上创作。每个人都说，你怎么能全都做到？但她全都做到了，从来不睡觉，几乎不吃东西，锻炼，试图成为那个完美的形象，做个成功的艺术家，就像那个好女孩。

直到四十岁那年——已经去世的弟弟来到了她的梦里，告诉她，去检查你的乳房。她已经有一年感觉不舒服了，医生们都告诉她没什么问题。她检查了自己的乳房，摸到了肿块。母亲以前得过乳腺癌，描述过它。她知道它就像一颗小弹珠。一周之后，结果出来了：乳腺癌。几个月后她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术，五年治疗，九次手术。

疾病改变了她对时间的感受。她不再是得乳腺癌之前的那个人了。人生太短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她想让孩子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那是她的头号目标——不要给两个儿子留下创伤性的人生。所以，那就像和上帝做了个交易。她想，让我活到孩子18岁的时候。之后无论发生什么，她都可以坦然地接受。

大概几年后，她就好了。疾病过去了。那变成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想着萨姆的后半生，随后走到了伯尔尼的时钟塔面前。那是一座连着拱门的钟塔，尖顶是墨绿色，墙壁上有一个行走的小人。1405年，伯尔尼遭遇全城大火，塔楼被焚毁，重建时加装了第一座时钟，正式得名“Zytglogge”（意为“报时钟”）。在每个整点前的最后一分钟，时钟塔会启动全套人偶机械表演。先是那只镀金公鸡啼鸣，再是小丑摇动手中的铃铛，作为报时信号，一队小熊绕着中心立柱巡游。最后，时间之神克洛诺斯翻转手中的沙漏，象征时间流逝。

铛、铛、铛。整点钟声敲响，表演结束。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我也想起了这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

生命如此漫长，生命也如此短暂，在萨姆的讲述里，我看到了那个穿越沙漠、吃着奇巧巧克力的女孩，也看到了那个开着面包车横穿美国、迷茫而又自由的年轻女人，还有，当她决心不再自我毁灭，她彻底调转了人生的方向。她变成一位母亲，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对着学生说要学会坚持不懈的老师——“生活里的80%都是关于被拒绝，被驻地拒绝，被画廊拒绝，被艺术节拒绝，被收藏家拒绝，如果面对不了，就不要从事艺术。”她的生活里仍有重复和琐碎的一面——衰老、婚姻、疾病——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那样。她仍然在自尊和自我厌恶里斗争。有时候她觉得它永远不会好了，但下一次她起来，她就想，去他的。

旅行的好处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会见到什么人，听见什么故事。你不会知道这段时间将如何改变你自己，让你明白你的边界，你的限制，你是谁，你又到底想要什么。

在每日重复的钟声里，我在窗前见过了满月与新月，清晰与朦胧的阿尔卑斯山脉。街头，一场热闹的演唱会正在举办，喧闹的鼓点，整夜不止息。一些无人机飞在上空，组成了一个打碟的小人。而在寂静中，一个绿色的热气球从上空飞过，好像不曾移动。曾经，旅行者罗伯特·瓦尔泽沿着波罗的海海岸乘坐热气球，“美好的月夜似乎把华美的气球聚拢在无形的臂弯里，这圆圆的飞行器轻轻地、悄悄地上升。”后来，W·G·赛巴尔德写道——瓦尔泽，也许就是为这样一场安静的旅行而生的——在他所有的散文作品里，他总是力图超越尘世生活的沉重，想要轻轻地、静静地飘向一个更高、更自由的国度。也许，那正是瓦尔泽的热气球之旅留下的幻影。

临行前，萨姆收好了行李。吃过饭，我拿来本子和笔，希望留下萨姆的故事。我们面对面坐着。我们聊了很长的时间。

而在最后，最后的最后，我们实现了此前的约定。我和萨姆一起来到了阿勒河畔，一起走向河畔的植物园，爬过数量繁多的阶梯。起绒草、苍白松果菊，姿态张扬，长着绒毛，像身处太空异域。美丽的阿勒河，在树叶的间隙里若隐若现。天气很好，草地上又长出了晒太阳的人。我们慢慢往下走，穿过草地，到河边坐着。我们远眺远处的大教堂和钟楼。山上遍布蒲公英和雏菊，中间是明暗交界处，有人躺在椅子上。而在阿勒河畔的熊园，熊来回走着。河水反射着仅剩的余光。此时，我们不再说话了，只是看着阿勒河往前流去。

伯尔尼，阿勒河畔

标题引自《日瓦戈医生》鲍·帕斯捷尔纳克 

（译者：张秉衡）

编辑｜黄昕宇

摄影｜李颖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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