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彩礼，赢取自由——英国女性是怎样走向独立的
原创 小西cicero 2026-09-02 19:37 上海
英国女性也曾有过彩礼，但她们为何而放弃。
“人应该出售自己的作品或者产品，而不是自己。”
各位好，我看到昨天有位读者，给我做了这样一条留言。
这两天一直在聊“彩礼”与女性权利的问题，也提到，当我说出我判定“捞女”的定义是“为搞钱而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是开了地图炮，引得很多女性读者很愤怒。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话确实会引发歧义——因为在目前中国的现状下，结婚付彩礼在很多地方就是不可动摇的习俗。如果就认定“为搞钱而谈恋爱”是捞女行为，那么是不是一切拿了彩礼的女性都有可能承受这种指责呢？当许多人这样做了的时候，其实她们怎么想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是这句话如此惹人非议的原因吧——我这样说，会让不少女性读者觉得我是在指责她们。
但是，我是记得波伏娃在这个问题上对女性的辩解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在父权社会将女性排除出社会生产、剥夺其受教育权和财产权之后，结婚成了女性唯一的“合法生存职业”。
这个观点非常残酷，但却现实，它引发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其实是，“彩礼”作为一种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仅在中国有，在古代世界也曾经非常广泛的存在，甚至是女权运动最先兴起的英国，它也曾经根深蒂固的长久存在过。
那么英国的彩礼制是怎么没了的——或者确切的讲，它是怎样被英国女性自己主动放弃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新娘的价格
英国普通法的最原始状态，在定位男女关系时，其实也相当野蛮。它叫Coverture，或者叫“父权、夫权一体制”：在英国传统的普通法中，女性在没结婚前，她的法律人格是属于父亲代管的，而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她的法律人格就被丈夫“吸收”了。她不能独立拥有财产、不能独立签署合同。她的财产自动归丈夫所有，其本质是女性的依附权从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丈夫手里。
这大约就是英国版本的“未嫁从父，已嫁从夫”了，直到11世纪基督教在英国彻底普及前，英国的妇女地位都十分低下。
这方面，我们可以举那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上的戈黛娃夫人”，为了反抗丈夫强加给领地百姓的重税，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不惜赤身裸体骑马走过考文垂的街市，而考文垂的市民们则配合的紧闭门窗，不看这位伟大的女性一眼。
这个浪漫而悲壮的传说，在历史学家的手术刀下，剥离出来的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内核——在旧制度下，哪怕是贵族女性如果想要行使一丁点社会政治权利，她能够依靠的唯一资本，依然只有她自己的肉体。因为在法理上，她是一个不被承认、没有声音的“法律隐形人”。
当然，女性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因彩礼而被买卖就是必须的了。
在公元11世纪诺曼征服英格兰之前，当地法典有一个事实上就是彩礼，但比彩礼难听的多的词汇，叫 Bridesprice（新娘价格）。
这和我们今天谈的“中式彩礼”在底层逻辑上没有任何区别。男方想要娶一个女孩，必须公开向女孩的父亲或男性监护人支付一笔巨额的现金或土地。在当时的法律里，这笔钱被赤裸裸地定义为“购买女方家族对该女性监护权的对价”。钱给够了，监护权就进行交割。当然如果娘家比较孱弱，而夫家足够强势，出手硬抢或者将“新娘价格”压得很低的状况也经常存在。这种事情发生一般就会被认定为是对娘家的羞辱，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损失的问题，而是会让邻里觉得这个娘家“好欺负”，无法保卫自己，进而遭遇邻里更多羞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古英格兰的传说中，对自由恋爱私奔的情侣处罚都非常严厉。
你看这个结构，和今天很多中国乡村中的传统观念，就是非常相似的。很多娘家之所以一定要女婿付出一个彩礼价格，不仅仅是要一笔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子，“不然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对照之后你就发现，这不是我们古代儒家礼乐教化使然，而是完全是人在野蛮社会时的一种自然状态。
转折发生在基督教传入之后，由于教会反对女性像牲畜一样进行买卖，法律开始强制推行“晨礼”。
教会推行 Morgengifu（晨礼） 的本质，是一次带有宗教理想色彩的“民法修正案”。新婚夫妇圆房后的第一个清晨，丈夫必须当众亲手送给新娘一份贵重的财物。这份财物不经过娘家的手，直接归新娘个人所有。
这两天讨论彩礼问题是，我注意到有不少支持彩礼的朋友，尝试把彩礼从给娘家人的钱，重新定义为“给女性自身的生育补偿金和误工费”，我看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不自觉的想——我们的这个思维，大约总算进步到了英国11世纪的思想水平了。
从晨礼到信托
11世纪统治英格兰的北海之王克努特大帝曾经颁布过一个《卡纽特世俗法典》（Secular Dooms of Canute）。在法典第74条等条款中，“晨礼”被正式确立为新娘不可剥夺的终身私有财产（hers to keep for life）。而且法律条文的规定非常详细：无论发生离婚，还是丈夫暴毙，夫家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都绝对无权剥夺该女性的晨礼资产。如果她死时没有孩子，这笔资产甚至原路退回她的娘家，而不是留给夫家。
这个司法改革的底层逻辑，是从根子上把这笔钱从“男方给岳父的监护权买断款”，变成了“丈夫前置给妻子的生育与婚姻保险金”。因为在当时那个已婚女性毫无独立产权的黑暗年代，一旦丈夫暴毙或变心，妻子就会瞬间被夫家净身出户。这笔钱，是她唯一的防身盾牌。
但是，虽然“晨礼”制度完成了“给娘家钱”到“给女方钱”的艰难一跃，它的根基依然是不牢靠的，在现实中因丈夫死亡，妻子的“晨礼”被夫家兄弟侵吞的案例在整个中世纪依然经常发生。
于是到了中世纪盛期，“晨礼”制度更加完善化和体系化，取而代之为一种更高级的民法制度——Dower（寡妇产）。
寡妇产相比晨礼，首先是有法律定额：在婚礼当天，新郎必须在教堂门口，公开向所有人宣布：他将自己名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财产作为“聘产”承诺给新娘——是的，这个制度就是今天离婚夫妻分割财产的最早雏形。
而这三分之一的财产是新娘用自己的生育力（为夫家诞下合法继承人）交换来的。只要丈夫一死，法律自动保护寡妇无条件继承这三分之一的家产用来养老，夫家的其他兄弟无权剥夺。
但是这个改革还是留下了一个逻辑bug，那就是在前述Coverture（夫权一体制）的这套机制下，寡妇产虽然是许诺给女性的，可是女性自身不是独立法人，不能承担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一切法律权利。那怎么办呢？于是随之开始逐步完善另一套法律体系，也就是“信托制度”。
既然已婚女性在法律上是“隐形人”，无法以独立法人的身份持有、买卖和继承这三分之一的“寡妇产（Dower）”土地，那么这笔钱在现实中就极容易变成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万一丈夫是个赌徒、败家子，在活着的时候就把家产挥霍一空，或者在临死前偷偷把土地全部卖掉，那等到他两脚一蹬，寡妇上哪儿去讨要那三分之一的养老金？
在男女双方结婚前，娘家会聘请专业的律师，将女方的嫁妆（以及男方家族对等承诺拿出的土地、包括未来的寡妇产）打包，挪出他们个人的名下，塞进一个专门设立的“独立信托基金”里。这个基金的“所有人”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而是两个家族共同指定的、在法律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第三方受托人——这个人在民间，一般就是女方的兄弟或者舅舅。
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享有这笔资产的“终身使用权（Life Tenant）”。丈夫可以用这些土地产生地租来养家糊口，但他这辈子都无权出卖、转让或者用这块土地来抵押还债。哪怕他在外面欠了万两黄金，债主也休想动这个信托里的一粒沙子。
信托中会特别设立一项条款，叫“妻子单独所得财产”。受托人会绕过丈夫，定期将信托产生的利息和地租，直接送到妻子手里，作为她的日常开销。丈夫如果敢伸手强抢，女方的受托人就可以直接在当地法院起诉这位丈夫。
这套体系从中世纪盛期开始，到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被英国人所熟练运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简·奥斯汀的那些小说时（比如《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会看到那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整天拿着小算盘在算计“某某小姐有三万英镑的财产”。
他们算计的绝对不是把这笔钱直接吞并，因为他们深知背后的信托契约在英国比钢铁还硬，他们能动用的，仅仅是这笔钱在信托里每年产生的几百英镑的利息，而这些英国绅士必须“绅士”的尊重这些钱的信托主体，也就是他们的妻子们，因为产权给了女性足够的独立尊严。
所以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中产阶级或贵族女性在权益上就已经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甚至是她的欧洲邻邦们高上许多了，这首先是因为宗教、其次是因为契约、最后是因为法治。
英国女权运动的最终的临门一脚，是在19世纪最终达成的，在19世纪以前，虽然信托制度在衡平法的庇护下运转得极为精密，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这套能让绅士们保持“绅士”的信托游戏，在当时只是属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特权。
那些能够请得起昂贵大律师、能够把土地和成千上万英镑塞进信托基金的，只有那些豪绅和富商。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平民、工厂女工和普通农妇来说，她们没有资产去设立一个更好的信托。
这意味着，一旦她们走入婚姻，英国普通法的“夫权一体制（Coverture）”依然是一座无法逃脱的活地狱——她们在工厂里流血流汗赚来的几枚便士，在法律上自动属于那个可能酗酒、赌博甚至家暴的丈夫；她们如果被丈夫殴打、抢夺，她们无法为自己的利益维权。
于是一场旨在同情和拯救底层女性的社会运动，在英国的中上层女精英们中展开，这个运动被称为“兰汉姆学派女权主义者”（Langham Place Group）。
要特权？还是要权利？
行文至此，我必须对这些可敬的、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表达我的敬意，因为参与这场运动的大多数女性，她们自己其实是都是中产或者贵族，像芭芭拉·史密斯和贝西·帕克斯，她们自己本可以安稳地躲在衡平法和家族信托基金的温室里，一辈子享受着绅士们的尊重与体面的地租利息，当一个衣食无忧、不沾人间疾苦的贵妇。
但她们没有选择冷眼旁观。当她们看到工厂里那些和自己流着同样血液、却因为出身底层而被普通法践踏成“隐形人”的姐妹时，她们走出了沙龙，走向了街头。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权浪潮。这场浪潮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英国进行司法改革，直接赋予女性财产权。
但是，请注意，这个诉求对于这些英国中上层女性来说，是意义不大，甚至有损她们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为，正如前文所说，信托制度在衡平法的庇护下，已经完美地帮这些贵族和中产阶级女性筑起了一座防火墙。她们结婚时，娘家律师设立的婚前信托契约，比钢铁还硬。丈夫只能动用地租的利息，连一块草皮都无权卖掉。甚至通过“妻子单独所得财产”条款，受托人（往往是她的兄弟或舅舅）会把大笔的日常开销绕过丈夫直接塞到她们手里。在现有的阶级游戏规则里，她们享有极高的高端财务特权，活得无比滋润。
可是一旦她们高喊着“不要特权，要普世（男女）平等”，要求把女性确立为独立的法律主体，那传统的婚前信托和男方前置的寡妇产（Dower）就要被取消掉了，上层女性不仅要主动放弃传统贵族婚姻里那些由大律师精心编织的财务特殊保护，甚至还要在法律上开始独立承担债务风险、独立应对商业破产和法庭起诉。这在当时那个机制主要还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对上层妇女是一种明显的损害。
当时的很多保守主义者也“劝诫”这些女性——不要争取什么独立产权，安于现状，享受英国法律给中产、贵族女性的“特权”，这对你们最有利。
这绝对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断。
但是，“兰汉姆学派”的灵魂人物芭芭拉·里·史密斯在她的平权宣言《关于女性法律的简要总结》中，写下了振聋发聩的一段话：
“我们不要那种将我们贬为‘隐形人’的虚伪保护。如果法律只在我们顺从时才赐予我们温室，那这种特权就是对人格的羞辱。女性不应该成为被豢养的宠物，我们宁愿承担起与男人一样的责任、风险、乃至债务，也要在法律上，成为一个能为自己负责的、完整的人。”
一句话，她们知道现行特权体系对她们个人是更有利的，但她们不要，她们宁可与其他女性一起享有与男人一样的平等的权利。
于是，在她们的推动下，1882年英国最终颁布了《已婚女性财产法》：首次赋予了女性独立的签署合同、独立起诉和被诉的权利。
英国的精英女性们，用不要“寡妇产”、不要“自己去蹲监狱、自己去承担破产风险”的决绝，为全体女性换来了一张独立的、顶天立地的法庭座椅。
有了独立的财产地位，之后女性选举权等其他权利的争取，才逐步成为了可能。
这是英国女性的觉醒史，也是女权运动最早是如何发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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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第一，英国在逐步废止给娘家的“新娘价格”（真彩礼）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古代中国和印度那种因此把女孩视为“赔钱货”，大规模弃养和溺杀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基督教的宗教教化，和因此而起的中世纪宗教社会福利。在中世纪的英国，女儿不仅仅是父亲的附属品，而是有独立灵魂的存在，所以杀死自己的子女不是家庭内部事务，而是背弃上帝的重罪。另外在教会互济制度以及之后的《济贫法》照看下，英国的父母不需要依赖儿子的单一渠道来养老。
承认人格的平等和承认社会应当为个体进行福利兜底，这是女性取权益起步的初始条件。
第二，英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兴起，其肇因不是因为发起者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经济利益，而是一种平等理想和同情。如前所述，“兰汉姆学派”的大多数参与者们，她们在旧体制下已经有了相当优渥的资产处境，改革甚至在短期内是损伤她们的经济利益的。她们发起这项运动的初衷，首先是希望那些与她们阶层不同，但同为女性的底层妇女不再受欺辱。其次是为了争得人格的独立，为此甚至不惜“为了权利，放弃特权”。
寡妇产、信托，虽然对中产女性更加优渥，但是它们是一种与平等不相容的特权，这就像彩礼与真正的男女平等并不相容一样。而可叹的是，19世纪英国上层妇女为底层妇女权益推动改革的奔走呼号，与现如今中国普通女性支持资源咖女明星要天价彩礼的思潮，构成了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互文”的，两者刚好南辕北辙。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芭芭拉·史密斯们为什么愿意放弃那么多优渥的特权，而争取真正平等的权利？
我想那是因为，英国当时正在完善的宪政制度、公民权益、个体自由，让她看到那些权利是值得放弃特权去争取的。假如英国当时普通男性的权利贫瘠到近乎没有，财产权得不到保证，政治权近乎于没有，那么女权的争取就是一种空中楼阁。甚至会退化成一场更加残酷、更加原始、也更毫无意义的男女相互撕咬。
所以，这种争取的最底层的基础其实是：“男人们已经拥有了尊严与自由，请让女性也共享这份尊严与自由。”
这样的女权，是健康的，甚至是伟大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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